第二天上午九点，王汉彰站在二楼的窗户前面，看着两个妹妹拖着笨重的行李走出了院子。
汉雯拎着那只皮箱，箱面上还贴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行李标签，蓝底白字，在晨光里格外扎眼。她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要把这条走了七八年的巷子最后再走一遍。汉贞拎着一个同样的皮箱走在旁边，步子比姐姐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等她，然后再走，再停。
她们走到巷口的时候，汉贞回头看了一眼。她看不到站在二楼窗户后面的王汉彰，但她还是朝着房子的方向摆了一下手，摆了三四下，才转身跟着姐姐拐过了街角。汉雯没有回头。她一直看着前面的路。
楼下传来母亲的脚步声，从厨房走到客厅，又从客厅走到门口。她没有上楼来，也没有喊他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她在客厅里搬动凳子的声音——大概是踩着凳子去取柜子顶上什么东西，然后又听到她坐下来叹了口气，那口气吐得很长，从一楼传到二楼，在楼梯间里转了个弯，钻进他的耳朵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原本热闹的家里只剩下他们母子二人围着桌子坐着。桌上的菜比平时少了两道，母亲做了他爱吃的熬鱼，但鱼端上来之后谁也没怎么动筷子。母亲夹了一筷子菜放在王汉彰碗里，自己也夹了一筷子，吃了一口，放下筷子，看着桌上那两个空位子发愣。
那两个位置平时是汉雯和汉贞坐的，碗筷还在，但没人去动。王汉彰没有说话，低头扒饭。他知道母亲在想什么——这个家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削掉了一角，空了一块，填不上。
下午四点，王汉彰带着母亲从家里出来。母亲只带了一个藤条箱，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家里的相册。王汉彰拎着箱子，另一只手扶着母亲的胳膊，在巷口叫了辆胶皮车。
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把藤条箱绑在车后，等两个人坐稳了，拉起车直奔英商太古洋行码头。车轮在碎石路上沙沙地响，母亲一路上没说话，只是看着两边的街道。
太古洋行码头在英租界的南端，紧挨着海河入海口。码头上停着几艘船，最大的一艘是夔州号，1800吨级的窄浅吃水海河型轮船，船体刷着深灰色的漆，甲板上的栏杆是白色的，桅杆上挂着一面英国国旗。船身上有一行白色的英文船名，下面是中文的“夔州”两个字，字迹有些褪色了。
登船的人不多，只有三四十个，大多是租界里的英国人，带着家眷和行李。男人们穿着西装，女人们戴着遮阳帽，孩子们在码头上跑来跑去，被大人拽回来又跑出去。也有一小部分华人，穿着长衫或西装，箱子上贴着海关的封条，一看就是有门路的人。有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的脑袋歪在她肩膀上睡着了，口水把她的衣襟洇湿了一块。王汉彰把船票递给船员检查，那船员是个英国人，看了一眼票上盖着的警务处公章，点了点头，挥手让他们上了舷梯。
甲等舱在二层，走廊里铺着地毯，壁灯亮着昏黄的光。舱室不大，两张床铺，一张小桌，一个舷窗。床铺是铁架子的，铺着白色的床单，床单上压着一条灰色薄毯。母亲把藤条箱放在床头，在床沿上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舷窗外面的码头。
窗外是灰色的水泥地面，灰色的栈桥铁架，还有她住了大半辈子的天津城在暮色中的轮廓。王汉彰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在母亲对面的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走到舷窗边。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烟，没拿出来。
傍晚六点，夔州号拉响了汽笛。不是那种尖利的、像刀子划过玻璃的汽笛，是那种浑厚的、低沉的、像一个人在胸腔里闷了很久才吐出来的一声长叹。船身震动了一下，然后缓缓离开了码头。
王汉彰站在母亲身边，透过舷窗看着岸上的景色一点一点往后退。码头的水泥地面退成了灰白色的一长条，栈桥上的铁架像蜘蛛腿一样叉开又合拢，海河两岸的灰色洋楼越来越小，越来越挤，最后变成了模糊的一团。他认出了一些建筑，海关大楼的钟楼，英租界工部局的红砖楼，还有一些他叫不出名字但走过无数次的屋顶。
他一直看着那些轮廓缩成拇指大小的一团，缩成地平线上的一道灰线，然后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灰蓝色的海水和灰白色的天空，混在一起，分不清界线。
母亲依旧站在舷窗边上，看着那个方向。她的手扶着窗框，指节微微发白，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水天相接处，似乎想要把眼前的这一切牢牢刻在脑子里。王汉彰走到她身后，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妈，坐下歇会儿吧，站了这么久了。你饿不饿？餐厅应该开门了。”
母亲这才转过身来，回到铺位上坐下。她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汉彰，你说咱们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王汉彰没有马上回答。他站在舷窗边，看着外面那片已经看不到陆地的大海，海水从灰蓝变成了深蓝，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涌过来，把船身推得一荡一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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