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小了些，我们沿着屋檐慢慢走。清禾忽然指着街角的自动门——那是家高级养老院，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穿制服的护工推着轮椅出来，轮椅上的老人裹着羊绒毯，手里捏着银制的茶杯。隔壁巷子口，一个流浪汉正蹲在垃圾桶旁翻找，塑料瓶碰撞的声音，隔着条街都听得见。
“你看这两扇门，”清禾的声音裹着雨气，“都在东京的雨里，却像隔着两个世界。”她顿了顿，“他们的低保标准是每月八万日元，够吃饭，却不够住体面的房子。上次去区役所办事，看见申请低保的人排着队，个个都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
我想起去年在新宿见过的露宿者，他们用纸箱搭的棚子，离灯火辉煌的歌舞伎町不过百米。“听说他们的贫困率快到百分之十六了，”我接过话，“可电视里永远在播温泉疗养院的广告，那些穿和服的老人笑得多体面。”
路过一家幼儿园，围栏里的孩子穿着统一的黄色雨衣，正在老师的口令下排队。清禾忽然停下：“你知道吗？公立幼儿园的伙食费每月三千，私立的要三万。就像这条街，往南走三个路口，房价能差十倍。”她指着对面的公寓楼，“那栋楼的业主会，每年要交五十万管理费，门口的保安认识每个住户的宠物，却不认识隔壁送报纸的大叔。”
雨又大了，我们躲进地铁口的屋檐下。几个穿西装的上班族跑过，皮鞋踩过水洼，溅起的泥点落在流浪汉的裤脚，他却像没看见似的，继续数着手里的硬币。
“他们的遗产税最高能到五十 percent，”清禾望着雨帘，“可富人总有办法避税，信托、海外账户……就像银座的那些画廊，一幅画能抵普通人数十年的工资，却挂在那里，连灰尘都有人专门擦。”她忽然笑了笑，“你注意过超市的临期食品吗？打折的货架永远在最角落，体面人是不会去碰的。”
我想起前阵子看的新闻，说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32，比很多发达国家低，可实际的阶层固化却像冻住的湖。“他们的再分配靠税收和社保，”我摸出烟，又塞了回去，“可工资差距能到几十倍。就像那些大企业的社长，退休金是普通员工的一百倍，却在电视上说‘我们都是工薪族’。”
雨里走来个穿校服的女孩，背着沉重的书包，鞋跟却磨得快要平了。清禾看着她的背影：“你知道‘格差社会’这个词吗？他们自己发明的。就像这雨，落在樱花树上是诗意，落在漏雨的屋檐下，就是麻烦了。”她忽然指着路边的自动售货机，“最便宜的矿泉水一百日元，便利店卖八十，可流浪汉连十日元的硬币都要数着花。”
地铁口的电子屏正在播首相讲话，说要“消除贫困代际传递”。屏幕反光里，能看见那个流浪汉正把空瓶塞进背包，动作熟练得让人心酸。
“他们的等级藏在细节里，”清禾的声音轻了些，“你看鞠躬的角度，递东西的手势，连说话的敬语程度，都在悄悄划着圈子。就像公司里的前辈，哪怕业绩不如后辈，也能在酒会上颐指气使，这不是规矩，是刻在骨子里的墙。”
我想起上次去参加的交流会，社长的座位永远在最里面，连茶杯的摆放都有讲究。“他们的分配靠年功序列，”我说，“你在一家公司待得越久，工资越高，可年轻人想跳槽，就像从水里往油里跳，难。”
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露出来。流浪汉收起纸箱，往公园的方向走，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和写字楼玻璃幕墙上反射的云影，刚好重叠又错开。
清禾忽然挽住我的胳膊：“你发现没？他们的福利像给这堵墙上贴了层壁纸，看起来平整，可敲一敲，全是空的。”她抬头时，阳光刚好落在眼里，“就像刚才那对老夫妻，能领到养老金，却没力气互相牵个手——有些东西，不是政策能分配的。”
街角的樱花树下，穿和服的姑娘还在拍照，这次换了个姿势，裙摆扫过流浪汉留下的空瓶，动作轻得像没看见。远处的救护车响起来，笛声尖锐，却穿不透这城市层层叠叠的墙。
雨后的空气带着潮湿的凉意，清禾攥着我的手拐过街角，樱花花瓣粘在她发梢，像沾了层薄雪。“前阵子在区立图书馆查资料，认识个叫松本的教授，”她忽然开口，语速比平时快些，“教东洋史的，说自己组了个‘边境谈话会’，可不是什么激进团体。”
我踢开脚边的水洼，看涟漪里的云影碎成小块。“什么样的团体？”
“学生、上班族、退休的老人都有，”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张折叠的便签，纸角被雨水浸得发皱，“松本说，就是找个地方聊聊‘国家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上次听他讲起日俄战争时的民间舆论，客观得不像教科书里写的。”她忽然笑了，眼里的光比刚才亮些，“他们今晚在新大久保的一间居酒屋聚会，主题是‘日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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