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级”、“三级”战犯，根据情节，判处长期或不定期的劳动改造，同样需要配合研究，但在条件上稍有宽松。设立明确的“行为评估与认知转化”考核机制，如果能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出对罪行的真正认识（哪怕是从逻辑上理解其危害）、积极弥补、并掌握一定人类生存技能和价值观，可以获得逐步减轻监管、甚至最终有限度融入人类社会的可能性（但需永久携带特殊标识，接受监督）。
其次，建立永久性“罪行公示与反思”制度。在基地原址、各主要幸存者聚居点，设立类似之前“展览”但更为完善的纪念碑或资料馆，将“新纪元”的罪行、审判过程、战犯信息（除涉及极端隐私外）公开展示，作为永世警示。所有战犯，尤其是“一级战犯”，必须定期（如每年）在特定场合，面对幸存者代表或公众，陈述其罪行（即使他们依旧无法从情感上忏悔，也必须从逻辑和后果上承认），并汇报其劳动改造与“认知进展”。
最后，成立跨领域的“战后文明反思与对策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与“新纪元”相关的一切后续事宜，包括对战犯的管理、研究进度的追踪、相关科技的解析与谨慎应用、以及制定应对“新纪元”可能卷土重来的长远战略。
“这个裁决，”赵铁山沉声道，“不寻求简单的‘解恨’。它要求我们幸存者，在铭记伤痛的同时，保持一份超越复仇的冷静与远见。它也给予那些战犯（尤其是下层士兵）一丝极其微茫的、通过漫长艰难的‘赎罪’与‘改造’重新定义自身的可能性——前提是他们能真正理解（哪怕只是逻辑上）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同时，它最大程度地将这些‘俘虏’转化为我们了解和应对未来威胁的‘资源’。”
会议室内再次陷入沉默，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复杂而沉重的提议。
“民众……能接受吗？”苏木晴轻声问，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需要解释，需要引导。”赵铁山道，“将展览作为前置，让民众看到敌人的‘非人’性与我们的困境。强调终身强制劳动的严厉性（那将是真正意义上的苦役），强调‘一级战犯’永无自由的事实。同时，也要讲明留下他们、研究他们的战略必要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诺，所有的研究进展、所有的信息，都将首先用于保护幸存者、重建家园、提升我们的力量，以防止悲剧重演。”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正义，不仅是快意恩仇。正义，更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再产生同样悲剧的未来。有时候，后者需要更坚韧的神经和更宏大的视野。”
长时间的讨论和细节推敲后，特别法庭最终通过了这一裁决方案，并决定立即向公众公布。
当天下午，在同样的会场，面对比之前更多、神情更加肃穆的民众，赵铁山代表特别法庭，宣读了最终的《关于“新纪元”先遣军战争罪行暨责任认定与惩处之特别裁决》。
当听到“一级战犯”被判处“终身强制劳动与配合研究”，听到那详尽而严苛的“罪行公示与反思”制度，听到成立专门委员会应对长远威胁时，人群的反应是复杂的。没有欢呼，也没有激烈的反对。许多人默默流泪，或许是觉得这样的惩罚依旧不够“解恨”，或许是为这沉重而无奈的抉择感到悲哀，或许，也有一部分人，听懂了裁决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超越眼前恩怨的责任感。
凯因少校和其他战俘代表，再次被带到台前听取裁决。凯因的表情依旧平静，只是在听到“终身”、“强制劳动”、“配合研究”等词汇时，他的处理器似乎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功耗波动调整。他微微抬起头，看向宣读裁决的赵铁山，冰蓝色的眼眸中，数据流安静地流淌，仿佛在重新评估“人类”这个变量的复杂性和……潜在的“谈判”价值。
公审大会，以这样一份充满妥协与算计、苦涩与远见的裁决，最终落幕。
正义得到了它的裁决，尽管这裁决穿着现实主义的沉重外衣。
人类的道路，在血与火的废墟上，又向前蹒跚地迈进了一小步。
而对“新纪元”战犯们的漫长“改造”与“研究”，以及人类文明对自身的深刻反思，才刚刚开始。
夜幕降临，铅云未散。
但基地的灯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也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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