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因少校那句“可以接受作为‘特殊观礼团’”的话语，如同投入滚油中的冰水，在现场死寂的空气中激起了无声却剧烈的反应。愤怒、愕然、荒诞、茫然……种种情绪在人群中交织、碰撞，最终化为一种更加诡异难言的沉默。
赵铁山将军的脸色凝重如山。他看向身旁的苏木晴，苏木晴轻轻摇头，眼神中除了悲痛，更多了一层深深的警惕。这些“新纪元”战俘的反应，超出了常理。他们不反抗，不辩解，甚至对公开羞辱的提议进行“理性分析”并表示“有条件接受”，这种绝对的、非人的“冷静”，比暴怒的反抗更让人心底发寒。
杨老张了张嘴，满腔悲愤的控诉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由绝对理性构筑的墙壁，堵在胸口，噎得他浑身发抖，最终化为一声苍凉而疲惫的叹息，颓然坐回人群之中。他提出的“赤身裸体”的羞辱，本是最极致的情绪宣泄，是对施暴者尊严的彻底践踏。可当施暴者自己表示可以“配合流程”时，这惩罚本身，似乎就失去了大半力量，变得……有些滑稽，有些可悲。
仪式现场的气氛，从庄严肃穆，滑向了一种近乎超现实的凝滞。
赵铁山深吸一口气，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依旧沉稳，却带上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断：“杨老，以及所有同胞的诉求，我们听到了。血债必须清偿，正义必须伸张。但如何伸张，需有法度，需顾全大局。”
他的目光扫过战俘方阵，扫过凯因那平静无波的脸：“你们的‘配合’，我们收到了。但这并非一场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易。战争的罪责，需要正式的审判来认定；施加的苦难，需要切实的忏悔与弥补来回应。”
他转向负责军纪和战后事务的军官：“仪式暂停。将所有战俘，特别是军官代表，带回指定区域严加看管。联络后方，紧急抽调法律、心理及社会重建专家，同时……征询各幸存者聚居点意见。”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我们将举行一场正式的、公开的战犯审判暨战争责任认定大会！时间，定在三天后！地点，就在这里！所有证据、所有控诉、所有辩护，都将公之于众！我们要的，不是简单的羞辱，而是历史的定论，是给所有逝者和生者一个交代！”
公开审判！
这个决定，如同第二道惊雷，再次震撼了全场。但与杨老充满情绪化的提议不同，赵铁山的决定带有鲜明的组织性和程序性。它既回应了民众汹涌的复仇情绪，又试图将其纳入某种可控的、更具“文明”色彩的轨道。
人群再次骚动起来，议论纷纷。有人觉得这样更好，更“正规”；有人觉得不够解恨；更多人则是茫然跟随，将希望寄托于这位威严的将军和他背后那支强大的东北光复军。
凯因少校微微颔首，似乎对这个决定表示理解（或者说，他的逻辑核心评估认为，有程序的审判比无组织的混乱更易于预测和管理）。他转身，在士兵的押送下，平静地走回战俘队列。
受降仪式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草草收场，但一场更大规模、更复杂、也更考验人类智慧与底线的“特殊展览”，却进入了紧张的筹备倒计时。
接下来的三天，基地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但运作的核心不再是战斗，而是法律、证据、舆论与心理。
来自东北光复军后方、以及附近几个大型幸存者据点的相关专家、代表星夜兼程赶来。简陋的临时法庭和公众旁听席在原来仪式场地的旁边快速搭建起来。技术部门尝试修复从战场和母舰残骸中回收的部分数据存储设备，试图找到“新纪元”行动的直接命令证据。宣传人员开始走访幸存者，记录证词，收集物证——那些破碎的家庭照片、染血的衣物、化为废墟的家园影像。
而战俘营那边，气氛则更加微妙。凯因少校和其他军官被分开询问，问题不仅限于军事行动，更涉及“新纪元”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科技来源，乃至他们对人类文明的整体看法。负责审讯的人员常常感到挫败，因为对方回答问题时那种抽离的、就事论事的语气，仿佛在讨论另一个物种的习性，而非自己参与的灭绝战争。
同时，根据赵铁山的特别指示，一项秘密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一支由工程师、心理学家和艺术家（末世后，这类职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组成的小组，受命设计一个“特殊的展示区域”。要求是：直观、震撼、能剥离一切外在伪装，直指本质，但又不至于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审判大会当日，天气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仍不愿散去战争的阴霾。但会场周围，早已是人山人海。不仅基地的幸存者几乎全体到场，连附近得到消息的其他聚居点，也有大量民众跋涉而来。人们沉默着，脸上刻着悲伤、仇恨、好奇，以及一种近乎仪式感的肃穆。
临时法庭前方，战俘代表——包括凯因少校和另外十几名不同层级的军官及典型士兵——被要求站立在一个由矮栅栏围出的特定区域内。他们依旧穿着灰色囚服，但今天，他们不是站在受降的位置，而是站在了“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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