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房间随手丢下那个刺眼的古驰鞋盒，我几乎是雀跃着下楼，
想在大姐面前“不经意”地嘚瑟一下新战靴。
刚找到她，还没等我开口，大姐的目光就精准地落在我脚上，嘴角一弯：
“啧啧，你这名字是真没起错，就那么喜欢‘笑’啊？”
一句话像盆冷水，浇得我满腔得意瞬间偃旗息鼓，
只剩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灰溜溜地挨着她坐下。
目光下意识地往下一扫——
大姐脚上那双款式更经典的Gucci，价格标签在我脑海里自动闪现，比我那双只高不低。
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像被细针轻轻刺了一下：
有些人奋斗的终点，不过是另一些人习以为常的起点。
这认知来得如此清晰，又带着点难以言喻的涩然。
“大姐，你这会儿战况如何？” 我转移话题，试图掩饰那点不自在。
“嗨，本来赢了一点，手气又回去了！”
大姐摆摆手，语气带着点赌徒特有的、输赢看淡的豁达（或者麻木）。
这时，一个瘦削的身影凑了过来。
看着比我大几岁，个子矮我半头，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有些游移不定。
他自顾自地搭话：“大姐，您是北京人吧？我河北的。”
“嗯，算是吧。” 大姐随口应了一句。
“嘿，那咱算半个老乡！” 眼镜男似乎找到了话头，脸上堆起笑容。
大姐只是扯了扯嘴角，没再接腔。
接下来的大半靴牌时间，他就杵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题。
我和大姐偶尔出于礼貌回一两句，心思全在牌路上。
荷官示意换牌间隙，大姐起身去洗手间。
我也趁机想去吸烟室过过瘾。
刚要走，眼镜男凑近一步，声音带着点讨好：
“哥们，有烟吗？我的抽完了。” 我抽出一根递给他。
吸烟室里烟雾缭绕。
眼镜男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絮叨着他的“悲惨”经历：
带来的几万块输光了，正等着朋友转账救急，无聊才到处晃荡。我耐着性子听了几句，
只觉得索然无味，掐灭烟头就回到了赌台。大姐也回来了。
新牌拆封，按规定若无人下注需“飞”六口牌。
大姐显然没这耐心，飞了三口就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战斗。
我依旧扮演着忠实的“拉拉队员”，兜里揣着港币，却提不起半点下场的兴致。
眼镜男又幽灵般地晃悠回来，时不时插句话。
我们敷衍地应着，注意力始终在牌桌上。
又一靴牌结束。
换牌空档，大姐从她精致的包里掏出一张千元港币，径直塞进了旁边的“饺子机”
（角子机）投币口！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按着“17.6”（一个常见的押注组合）。
我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
新牌换好，大姐机器里的余额只剩可怜巴巴的几块钱。
她面无表情地退出那张几乎被“吞”光的票券，随手塞回包里，
仿佛只是处理了一张废纸，转身又专注地玩她最爱的“乐乐”去了。
没多久，大姐家的少爷晃悠回来了，笑嘻嘻地凑近：
“妈，玩得咋样了今天？”
“那总不能天天输吧？你看看！” 大姐指了指面前堆叠的筹码，
脸上终于露出点得意的笑容，爽朗的笑声在嘈杂的背景音里格外清晰。
接下来的三四天，时光仿佛被复制粘贴。
美高梅璀璨的穹顶下，相似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筹码的碰撞声、荷官的唱牌声、赌客的叹息或欢呼。
偶尔遇到“小不点”，彼此会心照不宣地问候一声“战况如何”。
此时的“小不点”，胆子明显肥了不少，下注时两千、三千的筹码也敢往桌上推了。
记得有次随口问她：“住哪呢现在？”
“还能住哪？”她耸耸肩，语气平淡，
“自己掏钱住酒店呗，一个礼拜六千人民币左右。”
“美高梅没给你送房间？”我有些诧异。
“我才不要他们送，”她撇撇嘴，带着点倔强，“再说，我又没在他们这儿刷卡。”
转折发生在第五天的下午。
吸烟室里，我又撞见了那个眼镜男。
他正和一个兑换仔低声交涉，对方报出的汇率冰冷生硬：
“一比一。” 眼镜男脸上写满了为难和犹豫，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衣角。
看着他那副窘迫样，我心头一软，忍不住开口：
“得了，来我跟你换吧，按正常价给我就行。”
眼镜男一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脸上瞬间多云转晴，忙不迭地加了微信转账。
这个简单的举动，帮他省下了两百多块的汇率差。
钱一到手，他嘴里嘟囔着“去置地翻本”，身影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住的地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胖姑娘留下的房间只住了两晚权限就到期了。
所幸大姐用她在赌场积累的积分，顺手帮我开了一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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