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最后一个周三下午，发改委二楼东侧会议室。
长方形会议桌边坐着二十多个人，清一色的年轻面孔，最大的不过三十五岁，最小的才二十七岁。他们来自林万骁分管的七个司局，都是处级或科级干部，手里攥着笔记本，神色多少有些拘谨。
会议室的门开了。
林万骁走进来，没穿正装，一件深灰色夹克，手里端着保温杯。身后跟着邬冬梅，她手里抱着个笔记本电脑。
“都坐，不用起立。”林万骁在主位坐下，拧开杯盖喝了口水，“今天这个座谈会，没议程，没主题，就是想听听你们年轻人的想法。放开说，说真话。”
他环视一圈，目光温和：“谁先来？”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墙角挂钟的秒针走动声清晰可闻。
终于，产业司三处的副处长李明举了手。他是这批年轻干部里资历最老的，三十四岁，北大经济学博士。
“林主任，那我先说说。”李明清了清嗓子，“我在委里工作九年了，前八年，感觉自己的工作就是…走程序。”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地方报项目，我们审核材料，格式对不对，要件齐不齐，符合不符合政策导向。符合的，签‘拟同意’；不符合的，打回去。日复一日，像是流水线上的质检员。”
有人点头，有人低头看笔记本。
“但这几个月，感觉不一样了。”李明继续说，“自从实行第三方评估、政策回溯这些新规，工作内容变了。现在审项目，重点不是格式，是评估报告的质量；不是要件齐不齐，是风险点找得准不准。批下去的项目，三年后还要回头看效果…这种工作节奏，刚开始不适应，现在觉得”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光：“觉得我们在做的，不是在盖章，是在真正地…塑造东西。”
“塑造什么？”林万骁问。
“塑造国家经济的格局。”李明说得很慢，但每个字都清晰，“一个项目批不批，可能影响一个行业的走向；一项政策调不调，可能决定一个区域的命运。以前也知道这些道理，但感受不深。现在不同了，每个决策都要经得起数据和时间的检验，这种压力…反而让人有了使命感。”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林万骁点点头，没评价，看向其他人：“接着说。”
投资司绩效处的一个女干部举手，她叫张晓，二十八岁，清华公共管理硕士，来委里两年。
“李处说得对，但我想补充一点。”张晓声音清脆，“对我们这些刚进机关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是，能看到全貌了。”
“什么意思？”
“以前处里分工作，新来的就干最基础的活。”张晓说，“核对数据，整理文件，写会议纪要。做了一年，还是不知道整个项目审批的逻辑是什么，政策制定的考量是什么。感觉就是螺丝钉，只管自己那一小块。”
她翻开笔记本：“但现在，因为要审第三方评估报告，要从头到尾跟一个项目的全流程；要做政策回溯，要调研政策出台后的实际效果…反而被迫去了解整个链条。上个月我做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的回溯，跑了三个省，访谈了二十多家企业，写报告的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懂了这项政策，为什么出台，解决了什么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新问题。”
她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说得有点乱。我的意思是，现在的工作，让年轻人有机会快速成长。虽然累，但值得。”
林万骁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其他人呢？有没有不同感受？”
基础司的一个小伙子举手，他叫王浩，三十岁，同济土木工程出身，在委里五年。
“林主任，我…有点不同看法。”王浩说得谨慎，“工作内容确实充实了，但也更焦虑了。”
“焦虑什么？”
“以前按程序走，责任是分散的。”王浩苦笑，“一个项目，处长审了，司长批了，委领导签了，真要出问题，也很难追究到具体经办人。但现在，第三方评估报告是我们把关的，政策回溯是我们做的，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将来项目出问题，政策走样，第一个查的就是我们这些具体经办人。”
他旁边的女同事小声附和：“是啊，现在晚上都睡不踏实，老梦见审计署来查账。”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轻笑，但笑声里带着认同。
林万骁也笑了：“这倒是实话。权力和责任从来是对等的。以前责任模糊，权力也虚；现在责任清晰，权力才实。你们手里这支笔，现在是真的能决定几十亿资金的去向，决定一个区域的发展方向，这种权力，能不焦虑吗？”
他收起笑容：“但焦虑是好事。有敬畏，才不敢乱来；有压力，才会更谨慎。总比浑浑噩噩盖章强。”
农经司的一个年轻女干部举手，她叫刘芳，三十二岁，人大农业经济专业，刚提副处长半年。
“林主任，我有个问题。”刘芳说话直接，“现在工作要求高了，责任重了，但激励机制没变啊。干得多干得好，和按部就班干，在晋升、评优上区别不大。时间长了，积极性怎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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