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第一会议室被布置成了面试考场。
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一端坐着七位考官，主任王正国居中，左右分别是三位副主任、一位纪检组长、一位秘书长，还有人事司司长老秦。林万骁坐在王正国左侧，面前摊开着七位候选人的全部材料。
另一端孤零零摆着一把椅子，那是考生席。两者之间相隔五米，灯光聚焦在椅子上，考生坐在那里时，会有种被审视的压迫感。
会议室侧面的观摩席上，坐着各司局的司长、副司长。这是委里的惯例，重要岗位选拔，允许一定范围的干部旁听，既体现公开透明，也给选拔者压力。
早上八点半，第一个考生进场。
是农经司的一位处长，四十三岁，在发改委干了十五年。他走进来，向考官席鞠躬，然后在椅子上坐下。灯光打在他脸上，能看见细密的汗珠。
“请做三分钟自我介绍。”王正国开口，声音平稳。
处长开始介绍自己的履历、业绩、优势...语速很快，显然紧张。三分钟到，铃声响起，他意犹未尽地停下。
然后是提问环节。每个考官都可以提问。
林万骁问：“如果你到投资司，会如何处理地方频繁‘跑部钱进’的问题？”
处长愣了一下，显然没准备这个问题。他结结巴巴地说：“加强...加强沟通，提高审批效率，让地方少跑...”
回答得很空泛。
高技术司的司长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你有什么思路？”
处长又开始背政策条文。
十分钟面试结束，处长离开时，后背衬衫湿了一片。
观摩席上有人轻轻摇头。这种表现，很难过关。
第二个是地区司的处长，表现稍好，但回答问题时总想面面俱到，反而显得没有重点。
第三个是政策研究室的处长，理论水平高，但实际操作经验明显不足。当被问到“如果一个项目技术可行但环境风险大，你批不批”时，他陷入了长时间的纠结。
上午最后一个进场的是贺知书。
他今天穿了身深灰色西装，打了条暗红色领带，显得稳重又不失活力。走进来时步履从容，向考官席和观摩席分别鞠躬，然后在椅子上坐下，腰板挺直，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
“请做三分钟自我介绍。”王正国重复同样的开场。
贺知书的自我介绍很有技巧，不是简单罗列履历，而是讲了三件具体的事：协调解决某省重大项目的资金拨付问题，组织委里首次全流程网上审批试点，在办公厅推行精细化管理节约行政经费20%。每件事都有数据，有细节，让人信服。
三分钟到，他准时结束。
提问开始。
常务副主任老李问：“投资司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你身体能承受吗？”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贺知书看起来斯文，不像能吃苦的样子。
“我在办公厅八年，经历过三次中央重大政策出台前的准备期，最长连续工作过七十二小时。”贺知书回答得很平静，“身体没问题，而且我有锻炼习惯，每周跑三次步。”
“协调能力是你的优势，”另一位副主任问，“但如果遇到原则性问题，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时，你会怎么做？”
这是在问他的“硬度”。
贺知书想了想：“协调不是和稀泥。我的原则是，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寻找最大公约数。如果确实触及底线，我会明确说不，但会耐心解释原因，争取理解。”
回答得很周全。
轮到林万骁提问：“如果让你设计投资审批改革方案，你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贺知书早有准备：“三个字：简、透、严。简，简化程序，能合并的合并，能取消的取消；透，全流程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严格监管，对违规行为零容忍。”
“具体措施呢？”
“建立‘负面清单+承诺制’，清单之外皆可为；推行智能审批系统，用算法减少人为干预；引入第三方评估，重大项目必须过专家关；强化事后监管，建立项目终身责任制。”
说得条理清晰，虽然创新性不如邬冬梅，但更稳妥可行。
十分钟到，贺知书起身鞠躬离开。观摩席上有轻微的议论声，这个表现，可以。
下午继续。
第一个是于小川。他走进来时，脚步很重，坐在椅子上时，椅子吱呀响了一声。他的自我介绍很实在，就是讲项目，讲审批，讲怎么守住底线。
提问环节，问题更具体。
“某省申报一个钢铁项目，技术先进，效益好，但所在地环境容量已经饱和。你批不批？”王正国亲自问。
于小川毫不犹豫：“不批。环境容量是硬约束。再好的项目，突破底线就不能批。”
“但如果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来做工作呢？”
“还是不能批。但我会耐心解释，帮他们找别的出路，比如推荐到环境容量允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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