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因素，考虑国土面积、地形复杂度，体现建设成本差异。”
“经济因素，不是越富越多，而是越穷越多，但要设置上限，防止‘养懒汉’。”
“绩效因素，最重要。看去年资金使用效率，看项目完成质量。干得好的多分，干得差的少分。”
这个思路很新颖，会议室里议论纷纷。
“林主任，这个‘绩效因素’怎么量化？”有人问。
“我们正在开发一套评价系统。”林万骁让工作人员演示，“各省申报项目时，要同时承诺量化目标，比如一条路，要承诺解决多少人口出行，降低多少物流成本；一个水利工程，要承诺灌溉多少农田，防洪标准提高多少。年底考核，完成情况作为下年分配依据。”
“那如果...完不成呢？”
“扣分。严重的话，减少下年额度。”林万骁说得很硬，“不能光要钱不办事。”
东部省份的代表们脸色有些凝重。他们习惯了按经济规模拿钱，现在突然要考核绩效，压力大了。
“林主任，这样会不会太机械？”江苏省的李晓梅委婉地说，“有些项目的社会效益很难量化。比如文化设施，比如生态保护，这些是长期效益。”
“长期效益也要有评估方法。”林万骁说，“我们不是唯GDP论，但要有效益观。花了纳税人的钱，总要有个说法，这钱花得值不值？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他看向所有人：“我知道，这个改革会触动很多利益。但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发改委手里的钱，是谁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我们要对这些钱负责，要对老百姓负责。”
会议室安静下来。
林万骁继续说：“今年是试行。我们先选几个领域试点，农村公路、小型水利、基层医疗设施。这几个领域项目相对标准化，容易量化评估。如果试点成功，明年推广到更多领域。”
“试点省怎么选？”
“自愿报名，但有名额限制。”林万骁说，“东部、中部、西部都要有代表。我要看看，在不同发展水平下，这套机制能不能适用。”
散会后，林万骁回到办公室。秘书跟进来说：“主任，下午有好几个省的代表想单独见您。”
“说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想多要钱呗。”秘书苦笑，“都带着厚厚的补充材料，说自己的项目如何如何重要。”
“一律不见。”林万骁摆手，“告诉他们，想要钱，把项目做实，把效益算清。光会哭没用，得会干活。”
话虽这么说，但林万骁知道，改革不会一帆风顺。
果然，第二天开始，各种电话、拜访、说情就来了。有老领导打招呼的，有地方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的，甚至有通过其他部委递话的。
理由五花八门：某个项目是“书记工程”，必须保证；某个地方要开重要会议，需要形象工程；某个领导即将退休，想留个政绩...
林万骁一律回应：“按新规矩办。”
周五晚上，顾沉舟打来电话。
“听说你在搞投资分配改革？”老领导开门见山。
“是。老规矩不行了，必须改。”
“我支持。”顾沉舟说，“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动了蛋糕，会有人急。我听说，已经有人把状告上去了，说你‘机械教条’‘不接地气’。”
“让他们告。”林万骁很平静，“如果因为怕告状就不改革，那什么都干不成。”
“有这个决心就好。”顾沉舟说，“但要注意方法。改革要坚定，但也要有策略。可以先试点，让大家看到好处，再推广。阻力会小一些。”
“我也是这么想的。”林万骁说，“选了六个省试点，东西部各三个。明年看效果。”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挂掉电话，林万骁走到窗前。夜色中的北京，灯火辉煌。
他知道，这场改革比新能源汽车改革更难。新能源汽车只是产业政策，触动的主要是企业利益。而投资分配改革，触动的是地方利益，是官员政绩，是多年的潜规则。
但他必须做。
因为如果连投资分配这种基础性工作都做不好，还谈什么高质量发展？谈什么国家治理现代化？
那些真正需要钱的地方，那些真正惠及百姓的项目，不应该因为“不会哭”就拿不到钱。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
就像切蛋糕，切的人永远被骂，因为怎么切都有人不满意。
但他愿意当这个切蛋糕的人。
哪怕被骂，哪怕得罪人。
因为他切的不是蛋糕，是国家的未来，是百姓的福祉。
这就够了。
林万骁打开电脑，开始修改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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