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二楼大会议室。
长条会议桌两侧，坐着风格迥异的两个群体：左边是东部沿海三省一市的代表，江苏、浙江、福建、上海，个个西装革履，面前摆着最新款的平板电脑；右边是西部四省区的代表，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穿着相对朴素，但眼神里透着强烈的渴望。
林万骁坐在主位，左右分别是区域发展司司长李春梅和产业发展司司长赵立军。今天的会议主题很明确：推动东部产业向西部有序转移，但一上午的讨论，已经暴露出双方诉求的巨大鸿沟。
“我们愿意转移的，是纺织服装、家具制造、金属加工这些传统产业。”江苏省工信厅副厅长推了推眼镜，“这些产业在我们那里用地紧张、用工成本高，但在西部有成本优势。我们甚至可以把整条生产线搬过去，带动当地就业。”
新疆代表团的马副主席立即回应：“我们欢迎产业转移，但不想要淘汰产能。新疆有丰富的风光资源，有‘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我们更希望承接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
浙江代表笑了：“马主席，您说的这些产业，我们自己也在大力发展，怎么可能转出去？就算转，也是转到省内欠发达地区，不会出省。”
“那这还叫产业转移吗？”陕西省发改委主任语气有些冲，“不就是把你们不想干的脏活累活扔给我们？”
会议室里火药味渐浓。
李春梅适时插话：“各位，产业转移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东部有转型升级的压力，西部有加快发展的需求，我们的任务是找到结合点。”
“结合点在哪？”甘肃省长助理摊手，“东部要转移的，我们看不上；我们想要的，东部不给。这怎么结合？”
林万骁一直在听，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画着关系图。这时他抬起头：“各位，我打断一下。我们换个思路：不讨论‘转什么’，先讨论‘怎么转’。”
所有人都看向他。
“传统的产业转移模式是‘搬家’东部企业把工厂搬到西部，税收归西部，GDP算西部的，污染也可能留在西部。”林万骁说，“这种模式，东部没动力，因为失去了税源和GDP；西部有顾虑，因为可能接到的是落后产能。”
他调出投影：“我提个新思路：‘飞地经济+利益共享’。”
屏幕上出现一张示意图。东部某市在西部某市划定一块“飞地”，由东部负责招商引资、园区运营，西部提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产生的GDP两地分享，税收按比例分成，环境指标共同承担。
“具体来说，”林万骁解释，“比如上海在甘肃建一个产业园，上海出资金、技术、管理，甘肃出土地、政策、劳动力。园区企业产生的税收，上海和甘肃按6：4分成；GDP统计，两地各计一半；能耗指标、排放指标，共同纳入考核。”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消化这个方案。
上海市副市长先开口：“林主任，这个思路...很新颖。但实际操作中，GDP和税收怎么分？统计上允许吗？”
“技术上可以解决。”林万骁说，“我们已经和统计局、税务总局沟通过，可以为这种跨区域合作园区设立专门的统计和税收核算办法。”
“那环境指标呢？”江苏省代表问，“如果我们和西部共建园区，排放指标算谁的？我们的指标本来就很紧张。”
“所以需要创新。”林万骁调出另一张图，“我们正在研究‘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机制。东部可以通过购买西部的排放指标，在西部建设需要一定排放空间的产业。这样，西部获得了资金，东部获得了发展空间，国家控制了总排放。”
这个想法更大胆。西部几个代表的眼中亮起了光。
新疆马副主席问：“林主任，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在‘飞地’里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高端产业？不能全是传统产业。”
“可以。”林万骁点头，“合作协议里可以约定：东部转移的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比例不低于30%。达不到，西部有权调整税收分成比例。”
“那我们有什么保障？”浙江代表问，“投了资，建了园，万一西部政策变了怎么办？”
“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报国家发改委备案。”林万骁说，“协议期内，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政策，造成对方损失的要赔偿。发改委负责监督执行。”
思路一打开，讨论就热烈起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双方代表就具体操作细节展开了务实讨论：
江苏和陕西探讨共建“高端装备制造飞地”，江苏转移部分汽车零部件产能，但必须配套新能源汽车电池项目；
浙江和四川商量“数字经济飞地”，浙江转移部分数据中心，但要帮助四川培养数字人才；
上海和甘肃对接“新材料飞地”，上海转移部分化工中间体生产，但要建设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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