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玲说到做到，果然给小军申请了探亲的假期。
隔壁杨婶儿的儿子二黑赶着驴车送小军到了汽车站。
小军背着旧挎包，里面塞满了刘春玲给她带的冻肉，干菜，杨婶儿还给她拿了有半袋子黄豆。
她拎不动，二黑一直给她送上了汽车。车启动了，二黑还站在原地朝她挥手，小军心怀感激，也使劲儿的挥手。
汽车像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吭哧吭哧的在盐碱地上爬行。车轮碾过坑坑洼洼，车身颠簸的震动让小军的胃里翻江倒海。
她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窗外向后倒退的荒野。树叶已经染上白霜，黄褐相间的色块，在视野里晃成模糊的影子，像极了她此刻乱糟糟的心绪。
小军拎着大包小裹的走出车站时，晚风裹着家乡熟悉的煤烟味扑过来。
她裹严实了围巾，往家挪。
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张义芝正踮着脚往车站方向望，看见她的身影，立刻挥着胳膊喊：“小军！这儿呢！”
大姐刘月英跟在后面，怀里捂着块烤地瓜。看见她的身影从出站口闪出来，月英快步迎上来把地瓜塞进她手里：“路上饿坏了吧？快趁热吃，是你最爱吃的。”
烤地瓜的温度透过焦黑的皮渗出来，暖得小军指尖发麻，她咬了一口，甜香混着软糯在嘴里散开，眼眶却忽然有点发热。
回家的路上，张义芝一直在絮叨，说胡同里老常家的儿子上个月也回城了，在纺织厂找了份临时工；又说隔壁李家闺女托人找了关系，过了清明就能去供销社上班。
小军听着，手里的烤地瓜渐渐没了滋味，她知道母亲的心思，却还是没忍住，轻声说：“妈，大姐，这次回来，我想跟你们商量件事，我也想回城。”
话音刚落，张义芝的脚步猛地顿住，月英手里的黄豆袋子也抖了一下，在地上磕出沉闷的声响。
路灯把母女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张义芝转过身，脸上的笑容慢慢淡了：“回城？你在大荒沟不是好好的吗？跟陈书记家处得也不错，怎么突然提这个？”
“知青点里都在传，今年可能有回城名额，”小军攥着挎包的带子，指节泛白，“我都去了三年了，我想回来，想考大学，或者找份正经工作，不想再挑粪种地了。”
月英看着小军的眼睛，语气里满是为难：“军，不是姐不帮你，你也知道，咱爸走得早，家里没什么门路。回城的名额多金贵啊，多少人盯着呢，咱们怎么跟人家争？”
张义芝叹了口气，伸手拍了拍小军的肩膀：“你先别着急，这事不是小事，得好好想想。我明天去找你二姐问问，她大伯子在夏家大队是大队书记，或许能知道点儿消息。”
那几天，小军没敢再提回城的事。
张义芝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总是皱着眉头，说俊英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回城名额卡得严，要么得有过硬的关系，要么得在乡下表现特别突出，不然根本轮不上。
月英也总劝她，实在不行再等等，说不定明年政策会松点。
小军嘴上应着，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假期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回大荒沟的日子。
张义芝把煮好的鸡蛋塞进她的帆布包，又塞了二十块钱，反复叮嘱：“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别跟人闹矛盾，回城的事，妈再帮你想想办法。”
小军点点头，接过包，转身踏上了去车站的路。她不敢回头，怕看见母亲泛红的眼眶，更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
汽车驶进大荒沟附近的小站时，天已过了晌午，太阳白亮亮的挂着，不暖，却晃眼。
小军拎着包，沿着熟悉的土路往村里走。
路边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田埂，风一吹，卷起地上的尘土，迷得人睁不开眼。她心里还想着家里的事，脚步慢悠悠的，没注意到前面的村子里透着一股异样的安静。
晌午日头最毒的时候，小军才走到刘春玲家的院子门口。
她猛地收住了脚步。刘春玲家的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的挤满了人。
小军的心怦怦跳，像擂鼓一样，她挤进人群。
院子里一片狼藉，下屋的柳条筐翻倒在地，苞米粒子撒了一地。柴禾垛也散了，满院子都是枯叶子。
刘春玲正站在院子中央，头发乱糟糟的，像一团枯草，脸上满是泪痕，嗓子嘶哑地喊着：“你们这些知青！没一个好东西！吃我们的饭，喝我们的水，还想毁我们家！”
她的声音尖利，在闷燥的空气里格外刺耳。
小军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见沈阳来的女知青王连英跌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地哭着，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来，打湿了胸前的衣襟。
而刘春玲的丈夫陈志广，大荒沟的大队书记，正蹲在门槛上，双手抓着头发，脸色铁青，胸口因为生气而剧烈起伏着。
“小军，你可算回来了！”隔壁的杨婶儿突然从旁边跑过来，一把拉住小军的胳膊，“你咋没来个信，我让二黑赶驴车去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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