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省公安厅“陶氏集团专案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
十几个民警在埋头整理材料。
桌上堆满了文件、账本、银行流水复印件。
靠墙的铁皮柜里,锁着三个贴着封条的黑色密码箱——里面是陶氏集团最核心的罪证。
赵伟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了眼手表。
凌晨两点十七分。
他是政法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专案组材料组的负责人。
李毅飞把他调过来,是看重他做事细致稳妥。
“赵主任,第一批案卷归档完了。”一个年轻民警抱着厚厚一摞文件走过来,“放哪?”
“放3号柜,按编号排。”赵伟指了指角落的铁皮柜,“仔细点,别弄乱了。”
“好。”
年轻民警去放文件了。赵伟站起身,走到窗前,点了根烟。
窗外夜色浓重,只有零星的灯火。整栋大楼都很安静,只有这一层还在忙碌。
三天了。
陶振江被纪委带走后,陶家的反扑明显弱了。
网上那些造谣文章删了大半,自媒体背后的几个推手也被网安部门约谈。
农民工欠薪的问题,省里垫付了三千多万,工人们都散了。
局面貌似稳住了。
但赵伟心里总有点不安。
他知道得比别人多些——专案组这几天在深挖陶氏集团的海外资产,发现陶洪涛通过离岸公司,往境外转移了至少八个亿。
这些钱,一部分在加勒比地区的银行,一部分进了所谓的“绿色未来”基金会。
更让他不安的是,专案组在陶氏集团一个副总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加密通讯录。里面有几个号码,指向境外。
李毅飞亲自交代,这条线要一查到底。
所以专案组这几天格外忙,所有人吃住都在单位,材料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管。
按理说,万无一失。
可赵伟还是觉得不对劲。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一种直觉。干了二十多年政法工作,这种直觉救过他好几次。
烟抽到一半,手机震了一下。
赵伟掏出来看,是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两个字:“儿子。”
他脸色瞬间变了。
手指有些发抖,他删了短信,把烟掐灭,走回办公桌。
“小张,我去趟洗手间,你们继续。”
“好的赵主任。”
赵伟走出办公室,没去洗手间,而是拐进楼梯间。确认没人,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五六声才通。
“赵主任,还没休息啊?”那头是个沙哑的男声,带着点戏谑。
“我儿子在哪?”赵伟压低声音,但压抑不住颤抖。
“放心,好吃好喝供着呢。小朋友挺乖的,就是总哭着想爸爸。”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赵伟咬着牙,“钱我已经给你们了!”
“那点钱,不够。”对方慢悠悠地说,“陶老板说了,要你帮个忙。”
“什么忙?”
“专案组不是有个黑密码箱吗?里面是陶氏海外资金的证据。把那个箱子拿出来,给你儿子。”
赵伟脑子嗡的一声。
“不可能!”他几乎是吼出来,“那是重要证据!看守那么严,我怎么拿?”
“那是你的事。”对方声音冷下来,“明天早上六点前,东西要送到指定地点。送不到,或者你敢报警……你就等着收尸吧。”
电话挂了。
赵伟握着手机,靠在墙上,浑身发冷。
他儿子今年八岁,上小学三年级。三天前放学时被人接走,电话里说孩子被车撞了送医院,等他和妻子赶到医院,却被告知根本没这个人。
他报警了,但警方查了监控,只看到一辆没牌照的面包车。
然后,他收到了勒索短信。
对方要五十万,他东拼西凑给了。以为孩子能回来。
可现在……
赵伟闭上眼睛,额头抵着冰冷的墙面。
怎么办?
一边是儿子,一边是职责。
他是老政法,知道那些证据有多重要。一旦泄露,陶家的海外资产可能就转移干净了,这个案子就废了一半。
可他只有一个儿子。
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黑暗里,赵伟站了很久。
凌晨四点。
专案组办公室的民警们撑不住了,陆续趴在桌上休息。只有两个值夜班的还强打精神盯着监控。
赵伟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两袋宵夜。
“赵主任,您还没走啊?”值夜班的小刘站起来。
“睡不着,给你们送点吃的。”赵伟把袋子放桌上,“热乎的包子,还有豆浆。”
“谢谢赵主任!”
另一个民警也凑过来。三人围在桌边吃包子。
赵伟看似随意地问:“今晚谁看箱子?”
“我和小王。”小刘嘴里塞着包子,“放心吧主任,我俩盯着呢,五分钟对一次封条。”
赵伟点点头,目光扫过角落的铁皮柜。
三个黑密码箱静静地放在最下层。封条完好,锁也完好。
他咬了口包子,食不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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