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枪带着陈峰穿街过巷,脚下的路从青石板变成了土路,空气中的煤烟味淡了些,多了几分牲口粪便和劣质烧酒的气息。转过一个街角,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出现在眼前——土坯墙歪歪扭扭,茅草屋顶上压着石块防风吹,几个光屁股的孩子正围着一只瘦骨嶙峋的狗打转。
“到了。”老烟枪停在一间相对完好的土房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这是俺一个远房亲戚的房子,他去年去闯关东了,空着也是空着,你先在这儿落脚。”
陈峰走进屋,里面陈设简单:一张土炕,一张缺腿的木桌,墙角堆着半袋粗粮。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关公像”,边角已经卷起。他摸了摸炕沿,积着一层薄灰,显然很久没人住了。
“委屈点吧。”老烟枪把烟袋往桌上一磕,“在奉天城,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不错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件灰布短褂和一条裤子,“找个裁缝改改,能穿。”
陈峰拿起短褂,布料粗糙,针脚歪歪扭扭,和他身上的战术服天差地别。但他知道,这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第一步。
“多少钱?”他问。
老烟枪摆摆手:“先记账上,等你站稳脚跟再说。”他走到门口,回头道,“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打听下城里的动静。你别乱跑,这一带的保长跟日本人走得近。”
门关上后,陈峰立刻开始检查屋子。他敲了敲墙壁,确认是实心土坯;推开后窗,外面是一条窄巷,尽头有个粪堆,是很好的隐蔽出口;他把木桌挪到炕边,形成一个简易的防御角,又将墙角的粗瓷碗倒扣在桌上——这是最原始的“警报器”,一旦有人推门,震动会让碗落地。
做完这一切,他才脱下战术靴,揉了揉酸胀的脚踝。靴筒里的军官证硌得他皮肤发疼,他拿出来,借着从窗棂透进来的光看着照片上的自己。照片里的陈峰穿着作训服,胸前挂着“龙刃”的徽章,眼神锐利如刀。而现在,他只是一个挣扎在乱世的陌生人。
他走到桌前,从背包里翻出仅存的一样“现代物品”——一块军用手表。表盘显示的时间是2023年6月15日,下午4点20分。这个时间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两个小时后,老烟枪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食盒和一卷报纸。
“喏,小米粥和窝头,将就吃点。”老烟枪把食盒放在桌上,又摊开报纸,“这是最近的《盛京时报》,你自己看吧,上面写的和底下发生的,两码事。”
陈峰拿起报纸,头版头条是“日中亲善,共筑东亚新秩序”,配着一张日军军官和伪商会会长握手的照片。他快速翻阅,社会版报道着“日军演习秩序井然,市民安居乐业”,国际版则在说“英美各国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都是屁话。”老烟枪喝着粥,含糊不清地说,“昨天小日本的浪人在北市场把王铁匠的儿子打断了腿,就因为他多看了两眼日军的演习。报纸提都没提。”
陈峰放下报纸,喝了一口小米粥。粥很稀,带着点糊味,但在这乱世里,已是难得的热食。
“日军最近的演习,有什么规律?”陈峰问。
老烟枪放下碗,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地画着几个圈。
“俺让黄包车夫们记的。”他指着纸上的圈,“这几个地方,日军天天去:北大营西边的开阔地,柳条湖的铁路,还有城南的飞机场。特别是柳条湖,昨晚后半夜还有动静,听说是在埋什么东西。”
陈峰的心猛地一跳。柳条湖,埋东西——历史上的柳条湖事件,日军就是用预先埋好的炸药炸毁了南满铁路。
“埋东西的人,穿什么衣服?”他追问。
“黑衣服,戴帽子,看着不像正规军。”老烟枪回忆着,“黄包车老李说,那些人说话叽叽喳喳的,像是东洋口音。”
陈峰拿起炭笔,在纸上勾勒出简易地图。北大营是东北军第7旅的驻地,兵力约7000人,装备不算差,但缺乏战备;柳条湖铁路是南满铁路的支线,日军控制着沿线;城南机场有日军的战斗机,是最大的空中威胁。
“东北军有反应吗?”他问。
“反应?”老烟枪冷笑一声,“昨天俺路过北大营,看见士兵们还在操场上踢毽子呢。当官的坐着小汽车进进出出,听说晚上还在窑子里打牌。”他压低声音,“听说上面有命令,就算日本人把枪顶在脑门上,也不准开枪。”
陈峰的拳头攥紧了,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想起军史里的记载: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给张学良打电话,张学良的命令是“为避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7000人的部队,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不足千人的日军占领了北大营。
“不能就这么算了。”陈峰的声音低沉,带着压抑的怒火。
老烟枪看着他,眼神复杂:“你想干啥?就凭你一个人,能挡住日本人的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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