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枪带着陈峰穿街过巷，脚下的路从青石板变成了土路，空气中的煤烟味淡了些，多了几分牲口粪便和劣质烧酒的气息。转过一个街角，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出现在眼前——土坯墙歪歪扭扭，茅草屋顶上压着石块防风吹，几个光屁股的孩子正围着一只瘦骨嶙峋的狗打转。
“到了。”老烟枪停在一间相对完好的土房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这是俺一个远房亲戚的房子，他去年去闯关东了，空着也是空着，你先在这儿落脚。”
陈峰走进屋，里面陈设简单：一张土炕，一张缺腿的木桌，墙角堆着半袋粗粮。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关公像”，边角已经卷起。他摸了摸炕沿，积着一层薄灰，显然很久没人住了。
“委屈点吧。”老烟枪把烟袋往桌上一磕，“在奉天城，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不错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件灰布短褂和一条裤子，“找个裁缝改改，能穿。”
陈峰拿起短褂，布料粗糙，针脚歪歪扭扭，和他身上的战术服天差地别。但他知道，这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第一步。
“多少钱？”他问。
老烟枪摆摆手：“先记账上，等你站稳脚跟再说。”他走到门口，回头道，“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打听下城里的动静。你别乱跑，这一带的保长跟日本人走得近。”
门关上后，陈峰立刻开始检查屋子。他敲了敲墙壁，确认是实心土坯；推开后窗，外面是一条窄巷，尽头有个粪堆，是很好的隐蔽出口；他把木桌挪到炕边，形成一个简易的防御角，又将墙角的粗瓷碗倒扣在桌上——这是最原始的“警报器”，一旦有人推门，震动会让碗落地。
做完这一切，他才脱下战术靴，揉了揉酸胀的脚踝。靴筒里的军官证硌得他皮肤发疼，他拿出来，借着从窗棂透进来的光看着照片上的自己。照片里的陈峰穿着作训服，胸前挂着“龙刃”的徽章，眼神锐利如刀。而现在，他只是一个挣扎在乱世的陌生人。
他走到桌前，从背包里翻出仅存的一样“现代物品”——一块军用手表。表盘显示的时间是2023年6月15日，下午4点20分。这个时间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两个小时后，老烟枪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食盒和一卷报纸。
“喏，小米粥和窝头，将就吃点。”老烟枪把食盒放在桌上，又摊开报纸，“这是最近的《盛京时报》，你自己看吧，上面写的和底下发生的，两码事。”
陈峰拿起报纸，头版头条是“日中亲善，共筑东亚新秩序”，配着一张日军军官和伪商会会长握手的照片。他快速翻阅，社会版报道着“日军演习秩序井然，市民安居乐业”，国际版则在说“英美各国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都是屁话。”老烟枪喝着粥，含糊不清地说，“昨天小日本的浪人在北市场把王铁匠的儿子打断了腿，就因为他多看了两眼日军的演习。报纸提都没提。”
陈峰放下报纸，喝了一口小米粥。粥很稀，带着点糊味，但在这乱世里，已是难得的热食。
“日军最近的演习，有什么规律？”陈峰问。
老烟枪放下碗，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地画着几个圈。
“俺让黄包车夫们记的。”他指着纸上的圈，“这几个地方，日军天天去：北大营西边的开阔地，柳条湖的铁路，还有城南的飞机场。特别是柳条湖，昨晚后半夜还有动静，听说是在埋什么东西。”
陈峰的心猛地一跳。柳条湖，埋东西——历史上的柳条湖事件，日军就是用预先埋好的炸药炸毁了南满铁路。
“埋东西的人，穿什么衣服？”他追问。
“黑衣服，戴帽子，看着不像正规军。”老烟枪回忆着，“黄包车老李说，那些人说话叽叽喳喳的，像是东洋口音。”
陈峰拿起炭笔，在纸上勾勒出简易地图。北大营是东北军第7旅的驻地，兵力约7000人，装备不算差，但缺乏战备；柳条湖铁路是南满铁路的支线，日军控制着沿线；城南机场有日军的战斗机，是最大的空中威胁。
“东北军有反应吗？”他问。
“反应？”老烟枪冷笑一声，“昨天俺路过北大营，看见士兵们还在操场上踢毽子呢。当官的坐着小汽车进进出出，听说晚上还在窑子里打牌。”他压低声音，“听说上面有命令，就算日本人把枪顶在脑门上，也不准开枪。”
陈峰的拳头攥紧了，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想起军史里的记载：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给张学良打电话，张学良的命令是“为避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7000人的部队，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不足千人的日军占领了北大营。
“不能就这么算了。”陈峰的声音低沉，带着压抑的怒火。
老烟枪看着他，眼神复杂：“你想干啥？就凭你一个人，能挡住日本人的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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