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的日子过得很快，我总拣教室最后排的角落坐。
公共课在大阶梯教室上，一百多人挤在一起。
这课叫“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老师是个戴眼镜的女教授，讲起话来慢条斯理。
正好讲到“基层纠纷调解”，她扶了扶眼镜：
“有没有同学了解基层的邻里纠纷？该怎么调解？书本上的‘调解程序’太笼统，谁能给大家说说实际里该怎么办？”
教室里静了静，前排有人小声笑，大概觉得这问题太土。
我捏着笔的手紧了紧，这事儿我熟啊，唐洼子村谁家没为浇地抢过水泵？谁家没为院墙多占半尺吵过嘴？我爹年轻时就帮着老支书调解过，我蹲在柴火垛旁听过好几回，那些家长里短、人情往来，比课本上的字鲜活多了。
先前是绝不敢举手的，可军训时被马壮拽着“丢人”丢多了，倒觉得“说错也没啥”。
正犹豫着，老师往后排扫了眼，目光落在我这角落时：
“那位同学，你好像有话要说？”
我咬了咬嘴唇站了起来：“遇着这种事，不怎么按书本上的来。”
我定了定神，索性放开了说：
“就说抢水吧，两家都要浇玉米，水泵就一个，吵得快动手了，老支书先拉着两家去村头老槐树下坐着。他不劝，就抽烟，等两家骂够了，气顺了，才慢悠悠地说‘你家去年盖房，他帮着抬过梁吧？’‘她家闺女出嫁，你娘还去缝了褥子吧？’”
我手比划着，忘了拘谨：
“说完旧情，再往地里走，看谁家的玉米更干，就先给谁浇。要是差不多，就一家浇半宿，半夜换班。老支书不记笔记，也不写调解书，就拍着胸脯说‘这事我做证’，两家就认。有时候还让小辈给长辈递根烟，赔个笑，那点疙瘩，也就解了。”
说完我赶紧坐下，后背汗湿了，耳朵却竖着听动静。
老师点了点头，眼里带着笑意：
“很实在的办法。‘人情’也是基层调解的‘理’，有时候比硬邦邦的条文管用。”
周围的目光没我想的那么扎人，马壮还朝我竖了竖大拇指，我心里松快了些，倒觉得先前的紧张有点多余。
坐下时，我余光瞥见斜前方有个女生转过头，正往我这儿看。
她梳着马尾，衣服领口别着个小小的珍珠发卡，衬得脸白净净的。她见我看她，轻轻眨了下眼，又转了回去。
下了课我总想着把笔记再顺一遍，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往外走。我刚到教室门口，就听见有人叫：
“同学，等一下！”
是刚才那个女生，她快步走过来，手里捏着个硬壳笔记本。
“你好，我叫苏玲玲，农学院的。”
声音软乎乎的，“刚才你说农村调解的事，很真实，跟书上写的理论不一样，我能问问你吗？”
我愣了下，点点头。
“我在做社会调查作业，选的是‘农村邻里关系’，”她翻开笔记本，上面字写得齐整。
“我去了两个村子，发问卷，可没人愿意填，问他们问题，也都笑着打哈哈，这是咋回事啊？”
她鼻尖微微皱起，倒不像个城里姑娘。
我挠挠头，干脆直说：
“你太‘生分’了。村里人认熟不认生，别一去就拿本子，先干活——遇着谁家晒麦子帮着翻翻，谁家喂猪递把糠，蹲村口跟老太太唠唠孙子。等他们觉得你实在，不用你问，他们就主动说了。”
又补充道：“别穿这么干净的裙子去，村里路脏，坑坑洼洼的，你穿着不方便，他们看着也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完才觉这话太直，怕她不快。
可苏玲玲听得认真，笔尖在笔记本上划得飞快：“干活……我咋没想到呢？”
她合上笔记本，从口袋里摸出颗糖，用透明糖纸包着，印着苹果图案，往我手里塞：“谢啦！你叫啥名字？”
“林涛，动科系的。”我把糖攥在手心，糖纸的边角硌得慌，却舍不得松开。
“动科啊，”她眼睛弯了弯，“挺好的，将来能帮老乡们多养几头猪，多产几斤肉，也是造福一方嘛！”我下次去村里，要是还遇着事，能再问你不？”
“能。”我赶紧说，说完又觉得太急，脸有点热，耳根子也烧了起来。
她摆摆手，转身往楼梯口走，月白色的裙摆扫过台阶，像片云飘远了。
后来苏玲玲真找过我两回。
一回是问村里“红白事”的讲究，我说“红事要送被面或布料，这类实用织物象征祝福，白事送香烛纸钱，这类祭祀用品表达哀思”。
另一回是她问卷上有个“家庭年收入”的题，没人肯填，我跟她说“别直接问，就问‘今年卖了多少斤玉米’‘养了几头猪’‘卖了多少鸡蛋’，他们肯说，你自己算就行”。
她每次来都带颗糖，有时候是水果味，有时候是牛奶味。
有回傍晚，我从实验楼出来，见她蹲在宿舍门口，见我来就直起身子，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刚从西头实验田过来，顺道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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