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盾”项目在深城总部被赋予了“最高战略优先级”的光环，陆明和程岩带领的团队进入了一种近乎军事化的攻坚状态。白板上画满了复杂的架构图和安全性证明，会议室里日夜回荡着激烈的技术辩论。核心挑战清晰而尖锐：如何在确保“烛龙之鳞”内生安全模型全局一致性和有效性的铁律下，凿出一块允许合作伙伴进行“有限、可控、可审计”自定义的安全飞地？
两周后，初步框架方案出炉，代号“蜂巢”。其核心理念借鉴了生物免疫系统的“局部响应”与“全局协调”：每个合作伙伴的网络域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蜂房”，拥有自己的“工蜂”（安全代理）和有限的“蜂蜡”（策略模板库）。工蜂可以在蜂房内，依据预设的、经过形式化验证的策略模板，应对外部入侵或内部异常，但其行动受限于蜂房边界，且所有行动日志（包括策略选择、触发条件、执行结果）会被实时、不可篡改地记录在“蜂巢”中心与本地双重存储的“蜂巢志”中。任何试图越界或违反核心安全规则的行为，都会被“蜂后”（全局安全协调器）立即干预并熔断。
“这就像给每家合作伙伴发了一套符合安全标准的乐高积木，”程岩在向林小一和苏晚晴汇报时解释道，“他们可以用这些积木，在自己的院子里搭建适合自己需求的‘了望塔’或‘绊马索’，但不能用它们来砌一堵会挡住别人路或者容易倒塌的危墙。而且，他们搭建的每一块积木，我们（和经过授权的审计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理论框架看似优雅，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实践。苏晚晴提议，在将“蜂巢”框架全面推广前，需要进行一次谨慎的、与真实合作伙伴的联合概念验证（POC）。目标伙伴，正是此刻承受着最大压力、也最需要增强安全自主感的“诺瓦生命科技”。
然而，当苏晚晴带着初步的“蜂巢”框架和安全白皮书，飞抵日内瓦，与安德烈·克劳斯进行秘密会晤时，现实的复杂棱角立刻凸显出来。
会面地点选在莱芒湖畔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包厢。安德烈看起来比上次通讯时更加疲惫，眼下的阴影清晰可见。他仔细翻阅着“蜂巢”白皮书，技术出身的他很快理解了其精妙之处，但眉头并未舒展。
“苏女士，我非常感激‘奇点’在这个困难时刻，愿意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来开发‘共生盾’，并首先考虑我们。”安德烈放下文件，语气真诚但充满忧虑，“从技术上讲，‘蜂巢’框架非常吸引人，它确实给了我们更多的掌控感和透明度，这正是我们现在急需的。”
“但是？”苏晚晴敏锐地捕捉到了转折。
安德烈苦笑：“但是，苏女士，ETDSA或者其背后的人，他们施加的压力，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他们质疑的是‘奇点’的整体‘可信度’和‘地缘政治风险’。即使‘蜂巢’能证明我们在技术合作上是安全和透明的，他们仍然可以问：如果未来某天，‘奇点’本身因为政治原因受到制裁，或者被强制要求在其技术中植入后门，我们的系统会不会一起遭殃？‘蜂巢’的日志审计再透明，能防止上游框架的潜在风险吗？”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更现实的是，他们开出的条件……太具体了。ETDSA关联的‘阿尔法医疗科技基金’承诺，如果我们转向使用另一家欧洲公司提供的、‘符合欧盟数字主权标准’的物联网安全框架，他们不仅会投资，还会利用其渠道，确保我们的产品在欧盟主要国家的医疗器械审批流程中获得‘优先审评’。这关乎‘诺瓦’的生死存亡和六十多个家庭的饭碗。苏女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我们需要面对现实。”
苏晚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也没有急于辩解。她理解安德烈的困境，这不仅仅是商业选择，更是在创新理想与残酷生存现实之间的痛苦权衡。
“安德烈，我完全理解你的顾虑和压力。”苏晚晴等到他说完，才缓缓开口，“‘蜂巢’框架，确实无法完全消除地缘政治这样的宏观风险。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技术合作能够做出这种保证。但是，‘蜂巢’代表了我们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态度和努力：我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更开放、更透明、更尊重合作伙伴自主权的协作关系。我们选择将一部分‘钥匙’交到合作伙伴手中，而不是把一切都锁在我们自己的黑箱里。”
她向前倾了倾身体：“至于ETDSA开出的条件，听起来很诱人，但请允许我提醒几个可能的风险。第一，所谓‘符合欧盟数字主权标准’的替代方案，其技术成熟度、性能以及与你们核心算法的兼容性，是否经过充分验证？切换技术栈的成本和风险，可能是巨大的。第二，ETDSA及其关联基金，是否真的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中立’和‘可靠’？他们今天可以用资源和市场准入作为条件，要求你们更换技术伙伴；明天，是否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在你们的产品路线图、专利授权甚至公司治理上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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