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十月，风里已染上了黄土高原特有的清冽，吹得歌剧院后院的杨树叶沙沙作响，金黄的叶片打着旋儿落在地上，积起薄薄一层，像铺了片碎金。刘沐暖蹲在树旁，指尖轻轻拂过一片带着秋霜的落叶，耳后传来麦克风调试的“滋滋”声——那是曾天明在前台做演出前的准备，他的声音混着风飘过来，是首刚学的革命歌曲，调子明亮，却又被他唱得带着点平凉民歌的婉转。
她站起身，拍了拍衣襟上的碎叶，转身往后台走。后台的木架子上摆着几件演出用的灰布军装，角落里堆着一摞乐谱，最上面那本的封皮被手指磨得发毛，是她和曾天明在平凉时就用惯的。曾天明见她进来，停下调试的手，递过一杯温热的茶水：“刚练了两遍《歌唱祖国》，等下开场先唱这个，台下有从陕北各地来的同志，听了肯定能共情。”
刘沐暖接过杯子，指尖触到杯壁的温度，心里也暖了暖。她看着曾天明整理领章的动作，忽然想起一年前刚到延安的那天，也是这样的秋日，两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歌剧院门口，看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匾，心里又忐忑又期待。如今一年过去，桌上的日历早已画满红圈，那些圈里藏着他们一次次传递情报的紧张，也藏着在延安安稳生活的细碎温暖。
“对了，”曾天明忽然凑近，声音压得低了些，“昨天联络人说，最近有北平来的客人会去你爸的酒馆，你去送东西的时候，多留意着点，别露了破绽。”
刘沐暖点头应下，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她想起今早出门时，父亲曾国锋正站在酒馆门口挂“今日营业”的木牌，他穿着件藏青色的夹袄，袖口挽着，露出手腕上那道在平凉时留下的旧疤。酒馆叫“聚贤居”，名字是曾国锋起的，听起来像个普通的饭庄，可内里却藏着大讲究：南来北往的商人、当地的乡绅、甚至偶尔路过的军人，都会来这里歇脚吃饭，父亲坐在收银台后，敲着算盘，眼里却把每个人的模样、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再悄悄传递给联络人。
正想着，口袋里的手忽然触到了一样东西——是条米白色的毛线围巾，织得不算精致，边角还有点毛躁，却是母亲李玲玲在平凉时连夜给她织的。去年离开家的时候，母亲把围巾塞到她手里，红着眼眶说“延安的秋凉得早，早晚戴着”，弟弟刘勇斌在旁边拉着她的衣角，小声说“姐，你要早点回来，我还等着跟你学唱歌呢”。想到这里，刘沐暖心里忽然泛起一阵酸楚，她放下水杯，转身对曾天明说：“我想写两封信，寄回平凉去。”
曾天明愣了一下，随即点头：“也好，你爸妈肯定也惦记你。不过你记得，报平安就好，别提咱们在这里的特殊工作，免得他们担心。”他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宣纸、一锭墨，又找了支毛笔，在砚台里慢慢磨着：“我去前台再看看，你慢慢写，写完我帮你交给联络人，他们有办法把信寄出去。”
刘沐暖坐在桌前，看着宣纸上晕开的墨痕，忽然有些无从下笔。她想起父亲刘平贵，那个曾在平凉开着布行的男人，一辈子老实本分，却在她决定跟着曾天明去延安的时候，只说了句“你长大了，自己做的决定，爸支持你”，只是在她走的那天，偷偷在她的行李里塞了包她最爱吃的核桃。父亲爱喝茶，平凉的茶不算好，却是他每天早上必喝的，这次寄信，得把上次父亲托人带来的陕北秋茶给寄回去一些，让他尝尝鲜。
她握着笔，先给父亲写起信来。开头先报平安：“爸，展信安。我到延安已经一年了，一切都好，您别惦记。这里的秋天来得急，歌剧院的院子里种了杨树，现在叶子全黄了，风一吹，落得满地都是，像极了咱们平凉老家后院的那棵梧桐。”
写着写着，她忽然想起父亲喝茶的模样，又添了句：“上次您托人带来的陕北秋茶，我留了一些，这次寄信，顺便给您寄回去一包。这茶比咱们平凉的茶更醇厚，您泡的时候少放些，免得太浓。您年纪大了，少熬夜，每天早上喝杯茶，对身体好。”
接着，她又想起母亲和弟弟：“妈最近身体还好吗？别总熬夜做针线活，眼睛累。勇斌呢？天凉了，他该不会还去河里摸鱼吧？您可得管着点他，河边滑，当心着凉。上次我寄回去的那本算术书，他看完了吗？要是有不懂的，等下次写信，我再教他。”
写完给父亲的信，刘沐暖把信纸晾在一边，又拿了张纸，给大姐刘花写。大姐是家里最操心的人，从小就疼她，上次她决定去延安，大姐他们在静宁，那边的日子也不容易。
她握着笔，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姐，我知道你一直担心我，其实我在延安挺好的，你别牵挂。我和天明还在歌剧院唱歌，这里的同志都很亲切，像家人一样。上次演出，有个从咱们平凉来的老同志，听我唱了首平凉民歌，还跟我聊起了咱们老家的事，说现在平凉也太平了，你和姐夫在静宁，姐夫的腿好点了吗，虽然平时做参谋，但是也要多注意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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