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的烽火硝烟尚未在记忆中完全散去，洛阳皇城的深处，另一场关乎帝国未来气运，没有刀光剑影却更加深刻的变革，已在悄然酝酿。
这场变革的核心，便是沿袭数百年的选官制度——科举。
紫宸殿侧殿，灯火长明。
袁大山、白素雅与尚书令柳如梦，正围着一张写满改革条款的绢帛，进行着最后的斟酌。
桌案上，堆满了来自格物院、户部、工部甚至女子学堂的各类报告，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现实：
帝国的发展，急需大量通晓实务、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而非仅仅熟读经义、善于辞章的文人。
（内心OS：袁大山指着绢帛上“明算”、“格物”等科目，对白素雅和柳如梦说：“看看三铁的格物院，看看六斤的户部，再看看边关急需的医官、懂水利的官员……光会背《论语》《孟子》，能造出水车？能管好钱粮？能治好水患？这科举，必须改！得选能干实事的人！”）
白素雅轻声道：
“陛下所见极是。然则经义乃修身之本，亦不可全然废弃。当取其精华，去其迂腐，与实用之学并重。且需广开官学之门，使寒门子弟亦有书可读，有路可循，方是长久之计。”
她的目光扫过“增设州县官学”、“设立寒门助学基金”等条款，充满期待。
柳如梦补充道：
“娘娘所言，乃固本之策。臣以为，新科考科目权重，当明确公示。如明算、格物、律法、农政、医理等，合计需占六成以上，经义策论占四成，且策论需结合实务，空谈者黜落。如此，导向分明，天下士子自知该向何处用力。”
经过反复推敲，《启元科举新制纲要》最终定稿。其主要革新之处在于：
一、科目革新：保留进士科，但内容巨变。除经义策论（侧重治国安邦的实际应用）外，大幅增加“明算”（数学、统计）、“格物”（物理、工程原理）、“律法”（刑律、民约）、“农政”（农业技术、水利）、“医理”（基础医学、防疫）等实用科目的考试内容与权重，总分占比超六成。
二、开设专科：另设“明法”、“明算”、“格物”、“医士”等专科，专考该项技艺，中者亦可授官，跻身仕途。
三、广建官学：下令各州、郡、县普遍设立官办学校，聘请有实学之人为师，教材由朝廷统一编纂审定，融入新学内容。
四、助学济困：设立“启元助学基金”，由皇室和内帑出资，联合地方财政，为贫困学子提供膳食、书籍补贴，确保才华不致因贫瘠埋没。
新制诏书颁布天下，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消息传出，无数身处茅屋陋巷，苦读却难见出头的寒门士子，先是难以置信，继而欣喜若狂！
他们不必再耗尽家财去求购孤本典籍，不必再绞尽脑汁钻研华丽却无用的辞藻，只要肯用心于算学、格物、律法等实用之学，便有鱼跃龙门的机会！
“苍天有眼！陛下圣明啊！”
有老秀才捧着诏书抄本，在破旧的祠堂前老泪纵横。
“快！快去县城官学报名！听说那里新来了教格物的先生！”
乡野之间，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一股蓬勃的、向上的力量，在帝国的底层汹涌流动。
然而，这股新风，却让许多依靠经学传家，垄断知识的世家大族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洛阳城内，几处深宅大院中，气氛凝重。
“荒谬！简直是荒谬！”
一位崔姓世家家主将茶杯狠狠顿在桌上，“科举取士，乃为国选贤，自当以圣人之学为根本！如今竟让那些匠作、医卜、商贾之术登堂入室，与经义并列，成何体统？！长此以往，礼崩乐坏矣！”
另一位于姓家主忧心忡忡：
“更可怕的是那官学与助学金……若使黔首之辈皆可读书明理，乃至为官作宰，我等世家还有何优势可言？门第之别，将荡然无存！”
他们试图联络朝中故旧，上书反对，但发现如今的朝堂，核心位置皆被“潜渊系”的草根官员把持，他们的声音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难以泛起。
（内心OS：某世家官员下朝后对同僚叹息：“今时不同往日矣。朝中诸公，如柳尚书、钱计然侯等，皆出身微末，岂会为我等发声？陛下锐意革新，其志难逆啊！”）
改革的车轮，在皇权的坚定推动和寒门的热烈拥护下，碾过了一切反对的声音，滚滚向前。
各州县官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虽然师资，教材尚且参差不齐，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
格物院、户部、工部甚至太医署，都抽调人手参与编纂简易实用的新学教材。
寒门学子们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走入官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那些他们曾经接触不到，却被新朝誉为“强国之本”的知识。
启元三年春，首次依照新制举行的科举考试，在洛阳及几个大州同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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