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刺激也是张军犯罪的动机之一。长期的犯罪生涯使他对普通的生活感到厌倦，只有通过犯罪带来的刺激和冒险，才能满足他的心理需求。他在审讯中表示，每次作案前的紧张和作案时的刺激，都让他感到兴奋和满足。这种对刺激的追求，使他不断挑战自己的犯罪极限，从普通抢劫发展到持枪杀人，再到抢劫银行运钞车。
张军的这些犯罪动机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机系统。在不同的犯罪阶段，不同的动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犯罪初期，复仇心理可能占主导；在犯罪中期，权力欲望可能更为突出；在犯罪后期，追求刺激可能成为主要动机。
五、社会震荡
张军团伙的系列抢劫杀人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这起案件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对公众心理、社会治安、司法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中国刑事犯罪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推动了中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5.1 公众恐慌：笼罩在枪声下的城市
张军团伙的犯罪活动在多地引发了严重的公众恐慌，特别是在案件高发的湖南常德、湖北武汉和重庆等地。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作案、使用枪支等致命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些特点使公众感到极度不安和恐惧。
在重庆，1995年12月22日的友谊商店沙坪坝分店抢劫案和1996年12月25日的上海第一百货重庆店抢劫案，使当地市民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商场不再是安全的购物场所，人们在购物时提心吊胆，担心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在武汉，1999年1月4日的武汉武广黄金柜抢劫案，使这座城市的商业中心一度陷入恐慌。人们不敢在商场的黄金柜台前停留，商场的黄金销售受到严重影响。
在常德，2000年9月1日的农业银行运钞车抢劫案，更是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起案件造成7人死亡，是张军团伙最为血腥的一次作案。案件发生后，常德市民人人自危，特别是银行职员和运钞人员，更是感到极度恐惧。
这种公众恐慌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商家反映，案件发生后，顾客明显减少，销售额大幅下降。一些市民甚至考虑离开这些城市，到其他地方生活。
5.2 警务改革：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
张军团伙的系列抢劫杀人案成为推动中国警务改革的重要契机。这些案件暴露了当时公安机关在侦查手段、协作机制、装备水平等方面的不足，促使公安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
加强区域警务协作是案件后公安机关的重要改革措施。张军团伙能够长期在湖南、湖北、重庆等地流窜作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不完善，信息共享不及时。案件后，公安部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加强了不同地区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
提升刑事技术水平也是案件后的重要改革方向。张军团伙的案件侦破过程中，刑事技术特别是弹道分析、指纹比对等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促使公安机关加大了对刑事技术的投入，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技术人员素质。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案件后公安机关的另一重要改革措施。针对张军团伙选择商场、银行等人员密集场所作案的特点，公安机关加强了对这些场所的安全防范指导，推动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此外，案件还推动了公安机关在快速反应机制、情报信息工作、重点人员管控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5.3 法律完善：从严打击与程序正义的平衡
张军团伙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对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起案件涉及多个罪名、多名被告人、多起犯罪事实，审理过程复杂，社会关注度高，成为检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案例。
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案件审理过程中体现的重要原则。张军团伙的犯罪行为极其恶劣，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针对这种情况，司法机关依法从重从快判处张君等14名犯罪分子死刑，体现了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
确保司法公正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尽管案件社会关注度高，压力大，但司法机关仍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处理。
案件还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进一步规范了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提高了刑事司法的效率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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