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说得好：路线错了就会垮台，人再多也没有用。
一个正确的目标是成功的前提。倘若目标错了，譬如一个聪明人想证明太阳其实是方形的，哪怕花上一百万年，也是做无用功。
商叶初转着笔，盯着纸张思索着。
她的目标是什么？改变娱乐圈。可她为什么要改变娱乐圈？因为她想让五花肉那样的编剧不再受欺压，像齐老师那样的演员有更多选择，像……最重要的是，让她自己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不用再像大海捞针一样挑选剧本。
一个百世流芳的演员也许也会拍许多烂片，但一个只拍烂片的演员绝对无法百世流芳。好剧本和好作品是伟大演员的基石。
她缺剧本么？不缺的。古偶、现偶、仙偶剧本子堆满了青凭娱乐，但电影剧本很少有找上她的，就算有，也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剧本，狗血淋漓的故事。
她想拍好故事，好电影，好剧。增加自己的选择，也增加自己爱的那些人们的选择。让自己、杨唤宜和齐鸣这样的老中青三代女演员，都有多种多样的戏可拍；让简晓君这样的编剧成为影视制作的中心，而不是边缘化的存在；让骆尧这样有才华的导演，能得到更多支持。
可这，是她的根本目标么？
商叶初从未主动思索过这个问题。直到昨天。
商叶初忽然想到：如果那个女演员是苏歌呢？
问题的答案一下子明晰起来：商叶初绝不是想为苏歌这样的演员而奋斗。哪怕有一天苏歌落魄得只能喝西北风，全靠商叶初救济；商叶初也绝不会把她塞进自己的剧组里混饭吃，而是会找些别的营生给她做。
思维一旦开闸，马上就会决堤。商叶初紧跟着想到了第二个问题：编剧成为影视制作的核心，生杀予夺都交予编剧，固然有利于创作，可如果那个编剧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弱智呢？
月薪三千在海城租120平公寓，用火烧的方法销毁鸦片，在侵略战争影视作品中不去刻画被侵略人民的苦难，反而刻画侵略者的“痛苦”、“人性”和“反思”……文艺圈中，此等编剧可不在少数。如果前两者只是缺乏常识的清澈愚蠢，后一个就是完全的恶毒和软骨病了。
至于导演、中心制，更是早就显露出了弊端。数不清的片场暴君和潜规则证明了这一点；好莱坞的红沙发已经成为潜规则的代名词。烂导演把好剧本改得七零八落的现象更是数不胜数。
一处通则百处通。商叶初顿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想要改善这些人的处境，根本目的其实想是创作更多好作品。
倘若情况倒转一下：齐鸣是个戏油子，杨唤宜在拍摄《安娜多丽雅》时仍旧轧戏、不敬业，简晓君写的是一堆平庸的狗屎，骆尧选择在《安娜多丽雅》中掺杂一些莫名其妙的色情戏博人眼球；在这种情况下，商叶初还想扶持她们在娱乐圈发展，岂不是把一堆文娱垃圾捧到了观众眼前？这又和强捧苏歌的迈塔影业有什么区别？
这样一想，商叶初就明白过来了。
今日敬业的演员，明日可能为了向上爬而轧戏；今日尊重编剧的演员，明日可能因为其他艺人改剧本而忍不住效仿加戏；今日公正的导演，明日可能会因为歧视喜剧演员而把剧情拍得像喝多了。
如果她想做成一件事，根本目标不应当以某个人或某一小群人为中心，因为人是瞬息万变的生物。她不能将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对他人人性的信任之上。
与其扶持一群她心目中的“好演员、好编剧、好导演”，让他们向上爬，掌控娱乐圈，然后因为人的易变性，成为新一代的山头和门阀；不如创立一种机制，让所有人——无论是好演员还是戏油子，好编剧还是蠢编剧，片场暴君导演还是窝囊废导演，都不得不遵从一定的规章制度，不敢任意妄为。
与其指望他人因为道德和感情而不会做某件事，不如让他人因为规则和制度不能做某件事。
想到这里，商叶初蓦地想到了四个字：
电影工业。
所谓电影工业，就是把电影当成工业产品来做。以现代化、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流程来做电影。电影人在这一流程中的定位如同流水线工人，既然是流水线工人，那就没什么不可代替的。一旦失去了唯一性，作妖的概率就会减少很多，毕竟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内就出版过《国外电影工业资料》一书，并在扉页引用了一句相当豪迈的壮言：“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近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国内的现代电影工业正在缓步发展，但国产剧的“工业”，反而倒退得厉害。
烂剧横行，逻辑全无。偶像剧换乘恋爱，固定几张脸撑起市面上所有剧本。抠像P图已是微不足道的缺点，替身多得赛头屑，不但武戏要替，文戏也要替。资方塞人，加戏咖横行；演员带着私人编剧进组，还没等研究剧本，就先联系编剧改戏加戏。题材同质化严重，套路高度僵化。明明已经烂得出奇，还要大肆推广营销，骗观众进去啃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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