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戴宗回禀知府说宋江是个疯子时，黄文炳马上要知府‘休信这话’，并明确指出‘此人作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疯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这说明黄文炳是很有眼力的。
结果一抓来，尽管宋江在公堂上胡言乱语、装疯弄傻，蔡知府叫来衙卒把宋江一捆，一连打了五十大板，宋江装疯就败露了......
当然，宁致远也专门了解过，精神病人有多种，不同病人又有不同的症状，缺乏这方面知识的人一般是难以鉴别的。各种精神病又都有其关键性或核心性症状，这些症状是难以伪装的。
再说装疯者不可能精通各种精神病的核心症状，装起疯来，往往装得过头，使症状互相混杂，以致‘出格’，反而会经常露出马脚。《水浒传》里戴宗说宋江得的是‘失心疯’，古人云‘心为思之官’，既然失心，则属思维破裂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病人说话言语凌乱，没有中心，东一句西一句的；写文章大多杂乱无章。
而宋江装疯，恰恰没有了解这种关键性的症状，诗词不用多说，公堂之上大喊：‘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有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时，教你们都死！’听起来是狂言，但仔细分析一下，此狂言逻辑性很强，顺理成章。
首先是质问对方是什么人敢来问我。为什么不能问‘我’呢？紧接着下面就是答案：因为‘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不颠不倒，思维清晰得很，只不过言语有些夸张而已。这当然就不符合真正精神病患者的症状，破绽露出来就难免，被黄文炳识破也在情理之中了，如果不是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宋江这条小命也就玩完了。
连宋江都无法通过‘装疯卖傻’来保住性命，施某人还对自己‘装疯卖傻’能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怀着坚定的幻想，真是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了。
但通过施某人，令宁致远欣慰的是，他在法庭上陈述的关于警察执法权的边界和警察在逮捕嫌疑人的过程中所忽视的程序正义，在监狱民警对施某人的管理上得到了应有的体现。也许自己所经历的以及听别人讲述的被逮捕的经历虽都是事实，但毕竟只是司法系统中小部分的存在，事无绝对，瑕不掩瑜。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是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众所周知，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是逐步提出来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提出来了的。那么，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没有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呢？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向。”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法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方法论，简而言之就是手段论、工具论，我们每个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独立个体，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也对世界上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有着自己不同的主观看法和感受。
但客观事物本身是没有人们所谓的主观上的看法和感受的不同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菜刀就只是一种工具而已，至于是好是坏这种主观上的看法和感受，那完全是看不同的主体使用的用途，菜刀本身是无辜的，是不好不坏的，就只是个体达成某种自身目的的手段而已。
那么，这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这个工具在个体达成自身目的的过程当中、以及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跟现有社会的稳定体系有潜在的冲突和矛盾，从而有直接或间接导致社会动荡的风险。人心不稳，人心更不古，有人拿菜刀去杀人，那就是非法的；更多的人拿菜刀是为了切菜切水果，那就是合法的。
但反过来，法律其实也只是一种手段而已，那么，其合法和非法的区分，也无异于菜刀的使用目的，是来自于人的，是来自于司法系统的执法人员的。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封建专制制度下，皇位的传承，世世代代都是合法的，只有在人民起义的时候才会短暂的认定为非法，其背后的本质无非就是社会矛盾的激发和人心的不稳定而已。
宁致远在整个司法过程的经历当中里也看到过很多的人，对于国家法律制定者的抱怨，就像之前碰到的那个P2P的白胡子老头，就像在监狱里看到的因为操纵股价而被抓判刑的人，无不是觉得是国家的法律没有跟上自己操作观念和思维的步伐，成为了‘时代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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