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南宋时代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岳飞父子行刑之日，杭州城凄风苦雨，无数人为之泪下，但那个时候，纵使有冤，又能往何处申?那个时候没有申处；
如今看来，就像当时岳飞的无力那样，如果集团绝对的权力也不受法律约束，极度膨胀如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一样，也必然会造成良善公民也有无缘无故遭受刑罚的可能，无端罹祸。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就是我们用血和泪换来的经验总结。岳飞的冤屈告诉我们，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如果这种绝对权力被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相比随时可能被滥用的绝对权力，有些表面上的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微不足道。
魏红集团的绝对权力就表现在，集团虽然只是把我一个人抓进来，当成儆猴的鸡，但是，在集团的内部，我敢断定，跟我一样的区域经理，很多都也被进行了相应的惩罚，达成了某种压迫性的、通过强权让你不得不低头但是你心里面肯定是在骂娘的协议，这就是赤裸裸的剥削！
集团对我这样的行为，跟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一直以来都是允许的，集团也是一直以来以这样的方式通过不断的压低我们员工的工资来降低管理成本尽最大可能的薅客户的羊毛的，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做到区域经理的，像我一样职位的人，都是在集团摸爬滚打了五年以上的，而且每年只拿着七八万的年薪；
在座的各位可以想一想，没有跟客户之间的这些资金往来，谁会把自己的宝贵的青春浪费在这家集团里？现在集团为了某种见不得人的目的，就把之前为集团付出过青春的人当成养肥的猪说杀就杀了？
这就是拿员工的利益当成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强权的霸凌行径。难道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抱着工具主义的刑法观吗？包括刑法在内的一切法律都只是实现一定目标的工具，而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吗？难道都还认为‘法律是国家的工具’或者‘法律是发展经济的工具’这种说法都没什么问题吗？
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是什么主体在什么情境下在多大程度上将刑法也好，将自己的绝对权力也好作为了工具，只要作为了工具，那滥用也就不可避免了。就像魏红集团打的这种小算盘一样，打着法治的名义，通过人治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利用舆论和民众对于真相的无知来煽动某种不合理的情绪，从而大行其道。
任何事物一旦成为工具，就必须为使用者服务，当工具可以满足使用者的目的时，工具可以获得各种美赞，而当工具妨碍了使用者实现目的，自然也就会弃之如敝履。
这不是所谓的完成历史使命，这是一场阴谋，这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你可以对我一个人这样，但你不能对其他人，对跟我一样在集团任职的相同群体都这样。
我这样说，既是为了集团长远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更为了让其他人没有怨言。
毫不客气的讲，无论怎么说，最起码对于我来讲，以及像我一样的，背后在集团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了五年以上的员工来讲，集团目前的成就离不开我们背后的努力。
不管这几年，我们的钱是集团发的工资，还是与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也许它不符合集团当前的利益，但它绝对配上的我们的努力与汗水，在这个角度上讲是我们应得的，换句话说，你要把它收回去满足自己的目的，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可以从后果和动机两个方面进行，从后果的角度，如果只是拥有相对而言绝对权力的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不幸处境不管不顾，或者只知道对人性弱点尽情的利用，而没有传递任何积极正面的道德价值，那就属于不道德的剥削；
这种剥削即便得到了被剥削者的同意，甚至是被迫同意，又有什么用呢，为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认可，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让人嗤之以鼻了，尤其是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集团而言；
我相信今天来的一定也有在资本市场上有自己独有洞见的资本方，我相信一家上市集团背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内部的集团文化和管理团队等因素，都是你们选择投资一家上市公司非常看重的行为；
我相信今天来的也一定有魏红集团的高层管理者，希望你们能把我所有的抱怨也好、建议也好，带给集团的董事长，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值得让一家已经上市的集团不顾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不顾员工在集团的热血奉献，一意孤行；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饮鸩止渴，无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疑是肮脏且愚蠢的，可以把我当成儆猴的鸡，但不要把所有的猴都变成鸡。杀鸡放血，血总有放完的时候，放完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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