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评论说：大赦，是根据当时形势采取的权宜之计，不是常规的制度。汉朝建立之初，承接秦朝战乱之后，是极为愚昧的时代，几乎家家都有人可被判刑，所以设立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清除不良风气，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后世继承了这种做法，沿袭而不改变，就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像惠帝、文帝时期，就没有大赦。到孝景时期，七国叛乱，各种异心纷纷出现，奸诈行为不止一种；到武帝末年，赋税徭役繁重，盗贼蜂起，再加上太子事件、巫蛊之祸，天下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人人自危；到光武帝时期，是在平定乱世之后：像这些情况，就适合实行大赦。
秋天七月，陇西的羌人彡姐部落的旁支反叛，汉元帝下诏召集丞相韦玄成等人进宫商议。当时，农业连年歉收，朝廷正为此担忧，又遭遇羌人叛乱，韦玄成等人都默不作声，没有人回应。右将军冯奉世说：“羌人贼寇在边境之内反叛，如果不及时诛杀，就无法威慑远方的蛮夷，我愿意率领军队去讨伐他们！”汉元帝询问需要用兵的数量，冯奉世回答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会多次征兵，粮草也不会多次运输，所以军队不会长期在外作战，而上天的惩罚能迅速决断。以前多次对敌人估计不足，导致军队遭受挫折损伤，多次征调兵力，就会拖延时间，耗费巨大，军队的威武也会受损。如今反叛的羌人大概有三万人，按照常规应该加倍用兵，需要六万人。不过羌人，只是使用弓箭长矛的军队，武器并不锋利，四万人就可以。一个月就足以解决问题。”丞相、御史、两位将军都认为：“百姓正在收割庄稼，此时不宜大量征调兵力，征调一万人去屯守，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行。天下遭受饥荒，兵马瘦弱疲惫，防守和作战的准备长期荒废没有整顿，夷狄有轻视边境官吏的心思，而羌人率先发难。现在用一万人分散屯守几个地方，敌人看到兵力少，肯定不会害怕。打起仗来会使军队受挫，防守又无法救助百姓，这样，怯懦软弱的情形就会暴露。羌人会趁机得利，其他部落也会一起响应，相互煽动而起，我担心汉朝的战事动用的兵力就不止四万了，这不是钱财能够解决的。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间，和一举迅速解决问题，两者的利害相差极大。”冯奉世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没有被采纳。汉元帝下诏，增加两千兵力。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将屯”的名义出征，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副将，到达陇西后，分三处屯守。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人交战，羌人兵力众多，两名校尉都被打败，被杀。冯奉世详细上报地形和敌军部众数量等情况，希望再增加三万六千人，才足以解决战事。奏书呈上后，汉元帝大规模发兵六万多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协助冯奉世。冬天十月，兵力全部到达陇西，十一月，一起进军，羌人被打得大败，斩杀数千人，其余的都逃出塞外。战事还未结束时，汉朝又征募士兵一万人，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还没出发，就听说羌人已被打败，于是返回。汉元帝下诏撤回官吏和士兵，留下一些人屯田，守备要害之处。
评论
汉元帝永光元年至二年，西汉王朝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些事件对王朝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朝堂政治方面，官员之间的斗争与皇帝的决策失误尽显。诸葛丰前后对周堪、张猛态度的转变，并非出于公心，而是为个人私利，这种行为反映出朝廷内部结党营私之风盛行。汉元帝未能明辨是非，对诸葛丰的不诚信以及周堪、张猛可能遭受的诬陷处理不当，使得朝廷风气愈发浑浊。贾捐之与杨兴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高位，结果被石显利用，不仅自身获罪，也凸显出石显等奸佞在朝廷的权势。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当时朝廷政治生态恶化，正直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肆意妄为，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正常运转与决策的公正性。
经济与民生层面，农业连年歉收，百姓生活困苦，反映出当时经济面临困境。而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羌人的反叛，朝廷在军事决策上出现分歧。冯奉世对局势判断准确，提出合理的用兵策略，但未被采纳，导致初期战事不利。这既显示出朝廷在应对边疆危机时的迟疑与短视，也体现出其对民生与军事行动之间平衡的把握失当。虽最终增兵平定羌乱，但前期的决策失误可能已对边疆稳定和百姓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文化与社会风气上，匡衡指出当时社会贪财贱义、奢侈之风盛行，教化失效，建议从朝廷自身做起，改变风气。这表明当时社会风气亟待扭转，而朝廷作为引领者，其行为和决策对社会风气的塑造至关重要。荀悦对大赦制度的评论，也从侧面反映出朝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一些政策未能与时俱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总体而言，永光年间的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暴露出严重问题。皇帝在用人、决策上的不足，加剧了朝廷的混乱；经济困境与边疆危机相互交织，考验着王朝的应对能力；不良的社会风气又影响着国家的凝聚力和发展潜力。这些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西汉王朝的衰落将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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