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小满，在红旗大楼三楼的物资处当文员。这楼比我妈岁数都大，墙皮跟牛皮癣似的往下掉，好在朝九晚五不用打卡，混日子挺合适。
这天我提前溜号，掏出钥匙准备锁办公室门。黄铜钥匙插进锁孔，平时顺溜得很，今儿却像卡进了水泥，转不动分毫。
“邪门了。”我嘀咕着使劲拧，指节泛白。突然，钥匙猛地往下一沉，不是转动，是……坠落？紧接着，锁孔里钻出几根灰扑扑的头发，跟春天发芽似的，顺着钥匙齿缝往外冒。
我吓得手一松，钥匙悬在半空。那些头发却没停，越来越多，缠在钥匙上打了个结，末端还轻轻扫了下我的手背——冰凉，带着股旧书发霉的味道。
这时候我才后知后觉：咱这物资处拢共仨人，俩老爷们是秃瓢，我留的齐耳短发。哪来这么长的头发？
正愣着，走廊尽头的声控灯“滋啦”一声亮了。按理说这灯早该换了，平时跺三脚都未必肯亮，今儿却亮得毫无征兆。灯光惨白，照得走廊里的铁皮柜影子歪歪扭扭，像蹲了一排人。
我咽口唾沫，猛地拔下钥匙。头发跟着出来一截，断口处齐刷刷的，像被剪刀剪过。钥匙串上挂着的平安扣晃了晃，那是去年去普陀山求的，此刻摸着竟有些发烫。
锁好门转身要走，眼角瞥见隔壁档案室的门虚掩着条缝。老张头早退休了，档案室半年没开过，门一直用铁丝缠着。我走近一看，铁丝好好的，那缝却像有人从里面往外推过，留得不多不少，正好能看见里面的铁皮柜。
柜顶上放着个搪瓷缸，军绿色的，掉了块漆，是老张头以前用的。此刻那缸子正自己轻轻晃悠，缸沿上沾着的茶叶渣簌簌往下掉，跟有人刚喝完茶没擦似的。
“看错了看错了。”我给自己打打气，快步往楼梯口走。这楼没电梯，平时爬三楼不费劲，今儿却觉得腿沉得很，每踩一级台阶，都能听见“吱呀”一声，像是有人在楼下跟着叹气。
走到二楼平台，撞见保洁李婶在拖地。她那拖把是竹枝扎的，硬邦邦的，平时拖起地来跟打快板似的。可今儿她动作慢得离谱，拖把在地上画圈，水渍却没跟着动，反而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留下干巴巴的印子。
“李婶，下班啦？”我打个招呼。
她没回头，闷闷地说：“拖不干净哟，总有人踩。”
我往她身后看，空荡荡的走廊连个鬼影都没有。正纳闷，李婶突然转过头，脸上没表情，眼睛却瞪得溜圆：“你看，这水印子，像不像双鞋？”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地上确实有个模糊的鞋印，42码左右，像是解放鞋踩出来的。可李婶拖的是二楼，除了我没别人上来过。
“可能是早上谁留下的吧。”我敷衍着往下走，背后李婶又开始拖地，竹枝拖把“沙沙”响，听着像有人在啃甘蔗。
出了单元门，晚风一吹，我打个寒颤。回头看了眼红旗大楼，三楼档案室的窗户黑洞洞的，那搪瓷缸子不知何时被摆在了窗台上，缸口对着我，像是在目送。
第二天上班，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想看看档案室的门。铁丝还缠着，门缝却没了。我松口气，掏出钥匙开办公室门，锁孔顺畅得很，昨晚的头发像是做梦。
刚坐下没多久，隔壁老王凑过来：“小满，你瞅见我桌上的算盘没？”
老王是会计，用算盘比用计算器溜。他那算盘是红木的，用了二十年，珠子包浆都发亮了。
“没见啊，”我探头看他办公桌，“昨儿不还在这儿吗？”
老王摸着后脑勺：“邪门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收进抽屉里的。”他拉开抽屉翻了半天，突然“咦”了一声，从最里面摸出个牛皮纸信封，“这啥时候多出来的？”
信封上没写字，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沓黄纸，剪得整整齐齐，像烧给死人的纸钱，却比普通纸钱厚，摸着硬邦邦的。
“谁恶作剧呢？”老王皱着眉要扔，我赶紧拦住：“别，老楼里忌讳多。”正说着，窗台上的绿萝突然抖了抖，叶子“啪嗒”掉了一片，正好落在信封上。
那叶子明明是鲜绿的，落到黄纸上却迅速发黑，边缘卷起来，跟被火燎过似的。
老王“嘶”了一声，把信封推给我：“你处理吧，我瞅着瘆得慌。”
我捏着信封边角扔进垃圾桶，刚转身，就听见身后“咔哒”一声。回头一看，老王的算盘正躺在他桌上，红木框子上的铜活闪着光，像是从没被拿走过。
“这……”老王张着嘴说不出话。
我突然想起昨晚的头发，心里发毛：“王哥，这楼以前出过事吗？”
老王咽口唾沫，压低声音：“你刚来不知道，十年前老张头在档案室摔过一跤，后脑勺磕在铁皮柜上，没了。就……就你昨儿看见的那个柜。”
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那搪瓷缸。老张头生前总说，那缸子是他当知青时带回来的，宝贝得很。
中午吃饭，食堂大师傅老刘端着个铝饭盒过来，往我桌上一放：“小满，帮我看看，这饭盒邪门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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