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方面，母亲第三天就能开口说话了，只是还很吃力，说的很慢。
声音沙哑而低沉，好像是用肺部气息将话语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喉咙深处推出来。
余家诚这天问了母亲两个问题。
余家诚：“你叫什么名字？”
母亲：“我叫—闫如…，姓闫，闫如秀！”
余家诚：“你有个弟弟叫什么名字”
母亲：“他叫—？他—他叫…闫如…闫如灿，灿！”
余家诚：“对，很棒！”
稍微停了一下，母亲又说出了她大姐和二姐的名字。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正如张爱玲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种时时被虱子咬一口的小烦恼，注定成为余家诚生命中不召自来、挥之不去的一部分。
而母亲，能准确说出自己以及她姐姐与弟弟的名字，似乎记忆这一块没问题，但不久余家诚就发现，母亲剩下的只有这些早期记忆，而且也残缺不全。
上次在ICU里探视时，医生问母亲能不能认得余家梅和余家诚，母亲点头，应该也是把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当作自己的姐姐和弟弟了。
但这还算不上生命中的虱子，因为余家诚始终觉得，母亲能不能记事并不重要，只要不影响她的生活和心情就行。
称得上虱子的是另一些事情。
……
余家诚的时间观念算不上很强，但既然在与余家梅商量陪护这个事情时，敢约定早晚八点钟换班，说明根据实际情况他是能做到的。
实际上他也确实做到了。
每天傍晚，余家诚先去接三丫和二丫放学，然后回家弄饭给她们吃。有时不想做饭，就在学校门口或小区门口买吃的，馄饨、手抓饼、牛肉面等换着吃。
余家诚妻子的新工作是七点下班，七点多一点到家。等妻子一到家，余家诚就简单收拾一下，骑车去医院，在八点前赶到。
到11月3日出院，陪护的11天里余家诚从没迟到过。
但早晨从没有在八点左右离开医院。
第一天是因为转病房的时候负责的医生不在，当天晚上也不是这个负责的医生值班，也没见到，所以早晨走迟一点等这个医生来沟通情况。
后面几天，因为余家梅都是八点半之后到，有时甚至九点到，余家诚也没法八点左右离开。
因想着余家梅要在家给母亲准备饮食带到医院，余家诚也就一直没有问她为什么不能准时来，也从来没跟余家梅说让她第二天早晨来早一点。
但余家诚不怪余家梅迟到，余家梅反过来怪余家诚了。
有一天傍晚七点左右她在那个家庭群里发语音给余家诚：“你不能来早一点吗？你为什么要卡着点到？”
方优也有一次问余家诚为什么不在中午的时候再去一趟医院，换余家梅回来做饭。
对于余家梅的问题，余家诚解释是因为妻子徐春芳下班迟，没办法。
对于方优的问题，余家诚没有回答。不是不尊重自己的姐夫，而是那天方优问自己这个问题时，自己是快中午才到家的。
那天，余家诚给母亲买的轮椅到了，因为快出院了，就想着提前让母亲适应一下，于是等余家梅来时，一起把母亲扶到轮椅上，推到走廊来回走了两趟，然后再一起把母亲扶回床上。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因为母亲刚刚勉强能翻身，行动能力还很弱，特别是上下轮椅的时候，很费时间。
再说就是平时，余家诚也没有中午再去一趟医院的道理，因为到家往往就九十点了。
余家梅虽然只比余家诚大五岁，但结婚早，三个孩子都已经上班了，家里也没有其他老人，就她夫妻两个；余家诚则结婚迟，三个孩子都未成年，需要照顾及接送。
早晨因为余家诚从医院回来的迟，三个孩子都是妻子先后送去上学的。
所以中午余家诚就自觉地准备午饭。
那段时间余家诚一般是先把饭煮上，菜切好，然后去接二丫头回来，再炒菜等十二点才下班的妻子一起吃饭，哪有时间再去一趟医院。
所以余家诚没有回答方优这个没道理的问题，就当没听见，因为如实回答才打脸。
如上一章所述，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陪护老人都没有轻松一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大部分家庭都有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但余家梅不这么认为。在出院前一天，余家诚感叹终于快结束了，不用那么辛苦了的时候，余家梅居然说：你晚上有什么辛苦的！
这话脱口而出，或许余家梅可以说她是随口说的无心之言，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听在余家诚耳里却很不舒服，内伤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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