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张还是比较有执行力的，说买就买。这期间老张不断给我上课，给我说这些房子很多都是清朝时候的梁架，看上去破破烂烂，实际上都是好木料，这叫老而弥坚，比现在楼办法要舒服得多。我可不信他的鬼话，供销店都是胡同里溜边的房子，过去穷人才住在这种靠街的位置，大宅门都是深宅大院，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这种穷人攒的房子，都是碎砖头盖得，根本一点也不结实。
当时，在北京胡同深处，那些低矮的平房像倔强的老树根，盘踞在四合院群落边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艰难的岁月。这些房子有个贴切又心酸的俗称——“碎砖头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早，穷苦百姓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见证。
那时候，北京城里住房紧张，许多底层百姓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租不起，更别提盖新房。可人总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于是胡同里的穷人们便四处搜罗碎砖烂瓦——工地上丢弃的砖头、拆房剩下的半截青砖、甚至别人家翻修时扔掉的废料，全被他们当宝贝似的捡回来。这些砖头大小不一，棱角残缺，有的还带着陈年的灰浆，但穷人们不嫌弃，一点点攒起来，像燕子衔泥般，硬是用这些“破烂”垒出了自己的家。
盖房时没有图纸，更请不起工匠，全凭街坊邻居搭把手。碎砖头用黄泥黏合，墙砌得歪歪斜斜，屋顶铺上油毡，压几块砖头防风。窗户是用旧木框拼的，糊上报纸挡风；门板可能是从别处拆来的，短了一截，底下漏着缝。冬天寒风钻进来，屋里冷得像冰窖；夏天闷热潮湿，墙角泛着霉斑。可即便如此，这终究是个窝，是无数穷苦人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立足之地。
我说，你不是对所有准备卖的供销店房子都熟悉吗，你给我找个以前大宅门的房子，那房子皮实。老张说，皮实白瞎，要找位置好的。掰扯半天，每个都有缺点和优点，选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回到家，老爹见我茶饭不思，问我怎么了，不吃饭饿死了谁给他养老。气得我一句话也不想说。转念一想，虽然他也是个“二世祖”，不过看在多年父子份上，也正是找人商量之际，不跟他一般见识，还是说了。他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选房子简单啊。咱们京城是富贵云集之地，“酒香不怕巷子深”，你现在干的这种行当，典型的“投机倒把”，选在人流密集地方，肯定容易让人惦记出事，你就选大宅门或者靠近大单位的地方，那地方一般都背静，环境也好，还有利于你业务开展。
他说的这个事其实我能不知道吗？在京城，真正的好房子往往带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气场，它们要么深藏在厚重的大红门后，要么低调地依偎在威严的大机关旁。这些宅院不靠张扬的外表取胜，而是以位置和底蕴无声地宣告着自己的分量。
那些大宅门的房子，通常隐没在胡同深处或核心地段，高墙青砖，门楣厚重，门口或许还残留着昔日的石鼓或门墩。院墙比寻常人家高出半截，门扇上的铜钉锃亮，既防着外人窥探，又透着几分旧时显赫的余韵。推开吱呀作响的大门，里头可能是规整的四合院，也可能是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私宅，但共同点是闹中取静——门外是市井喧嚣，门内却自成一方天地。这种房子未必崭新豪华，却因稀缺的地段和历史的沉淀而身价不凡。
另一类好房子则与大机关、大单位比邻而居。它们或许外表朴素，甚至混在普通居民楼中，但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门道——也许是院墙内偶尔露出的红顶建筑，也许是门口不经意停放的黑色轿车，又或许是周边格外整洁的街道和24小时值守的岗亭。这些房子沾着“近水楼台”的光，不仅安全静谧，还暗藏着某种便利与体面。住在这一带的人，未必显山露水，但总透着几分从容，仿佛连空气里都飘着看不见的底气。
加上他这样说，我更觉得很有道理是那么回事。给老张一说，老张说就这条件不简单，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为难吗，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想买位置好的地方，就是那种车水马龙的靠大街，在那地方做点买卖养家糊口，就是不自己做买卖，租出去也容易回本。你说的这些条件，别人都觉得是缺点呢。大概率能省点钱。
九十年代的北京，商业气息日渐浓厚，街头巷尾悄然兴起一股门头房投资的热潮。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活跃，那些临街的铺面忽然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原本灰扑扑的胡同口、马路边，但凡能开出一扇门脸的地方，都被人盯上，稍加改造便成了小卖部、饭馆或服装店。精明的生意人早早嗅到商机，开始四处物色地段好的门头房，哪怕只有十来平米，只要临街，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人流和真金白银的进账。
这些门头房大多属于公房，原本只是普通居民的住所或单位的闲置空间，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它们的价值被重新定义。房管所、街道办的门槛被踏破，不少人托关系、找门路，就为租下一间临街的房子。有些临主路的门脸甚至几经转手，租金节节攀升，成了稳赚不赔的买卖。个体户们挤破脑袋往里钻，卖早点的、修家电的、开发廊的，五花八门的小生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把原本安静的街巷点缀得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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