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呢，大家也别觉得那时候食用油就完全不够吃，其实不然！虽然豆油紧缺，但主要食用的还是猪油。要知道，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养一头猪，等到过年的时候宰杀它。然后把炼制出来的猪油好好地存放在坛子里，靠着这些猪油来满足日常烹饪所需。
记得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时，家里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整整两个月都面临着缺油吃的困境。那就是没有杀猪或者杀的猪出油太少的结果。当然啦，倒也不是说完全一滴油都没有，但真的是少得可怜！每次做饭做菜，都要精打细算地使用那仅有的一点点油，生怕一不小心就用光了。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供销社经营豆油，自然这油不能少吃。社员们说，供销社这帮小子，放屁都崩油星子。
几年前我和哥哥顺便去总社，父亲他们已经吃完晚饭，刘师傅正要回家，听说我们还没吃饭，他说，正好还有些面片儿，他给我们每个人盛了一大碗，虽然不太热乎，可是油香的味道十分浓烈。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面片儿。尽管它是剩的。公家单位比老百姓家里确实吃的好。
不过呢，值得庆幸的是，当时食盐和洋油倒是没有被限制供应。只是这洋油毕竟也是花钱来的，如果夜里不做点象扒麻杆、做针线活这样非得靠灯光照明才能完成的活儿，为了能多省一点洋油，有时候天色一黑下来，大家就只能摸着黑度过夜晚了。那种感觉可真是不好受，干啥都不方便，还容易磕着碰着。要是赶上有个大标月亮的好天气，月光透过窗户洒进屋子里来，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在那样明亮的月色下，即便不点油灯，也能大致看清周围的东西，照样可以做些简单的事务。
当时说起我们家物资紧缺来，周围的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说，你们家还能没有油吃……谁信呢？常言道，朝中有人好做官，食堂有人好吃饭。你父亲住供销社，买啥还不随便？
按常理说的确是这样。可是我的父亲在这方面却与众不同。用母亲的话说，他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
不过这也与他自己不是主管有关，必定张口求人不是人人都擅长。
我小的时候，各种票证有的由供销社发放，有的由生产队发放。棉花票，每年一人一斤。布票每一个人一年七八尺，小孩更少。也就是只够做一件上衣或是裤子。
至于粮票，哪里也不发放。生产队公用的粮票，必须用粮食去粮库兑换。但是也有一定的限量。还要有公社或大队的介绍信。在某一个时间段，社员需要粮票就去队里换，毕竟买个饼干糕点还是容易的吧？不过那也是奢侈品。往往是小孩子和病人才能吃。
不管怎样，我家的布票，棉花票，还有粮票的确富足有余。时常便有亲戚或者邻居前来讨借。有的还，有的不还。
为什么要凭票供应呢？那就是怕有人抢购，甚至囤积居奇，老百姓买不到。国家要搞工业现代化就要进行积累，消费物资紧张是正常的事情。
眼下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小靳庄。
我终于有事可做了。县社召开一次全县供销系统，关于掀起学习“小靳庄”的高潮动员大会。
任主任传达完了会议精神以后，第二天就让人从县里买回来几件乐器。他对我说:“咱们社里学习“小靳庄”的活动就由你来负责。新买回来的乐器也由你来保管使用。明天我再给你抽调几个人，你就大胆放心地干吧！
没成想小靳庄活动搞了没有几天就胎死腹中。整个供销社的人，基本都没有文艺细泡，他们搞这东西味同嚼蜡苦恼万分。
我知道是命运不济，偏偏遇到这些人，象上天选好同我作对似的。他们都说有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做。这不是废话吗？
我的热情一下被冷水浇灭，又恢复了那种四处观望的状态，有时就注意一下供应情况，做一下前后对比。
在那个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的年代，计划经济应运而生。而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其实质便是票证经济。从柴米油盐到衣帽鞋袜，所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无一不是按照人口数量进行严格的定量供应。每一张小小的票证，都成为了获取这些物品的唯一凭证。
无论你腰缠万贯还是家徒四壁，在票证面前人人平等。纵使你富可敌国，手中握着大把钞票，但倘若缺少那至关重要的票证，也只能望“物”兴叹，空手而归。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真正意义上地实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人道主义精神。大家共同面对资源短缺的困境，公平地分享着有限的物质财富。
然而，正因为票证拥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负责管理和经手票证的人员便自然而然地变得身份显赫起来。尤其是供销部门的经理们，他们手中掌握着物资分配的大权，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公社书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够与供销部经理攀上关系或者得到他们的关照，往往意味着可以更轻松地获得紧俏的生活用品，过上相对舒适的日子。因此，这些人的周围总是簇拥着形形色色想要讨好巴结他们的人，供销部经理一时间风头无两，可谓是牛逼哄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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