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的沈砚之教授和几位中文系老师也是面面相觑，先是错愕，随即脸上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这种解读方式，他们从未想过，但仔细一琢磨，似乎……还真有那么点道理？
沈砚之甚至轻轻摇了摇头，这小子，总能搞出点新花样。
而周维岳教授和他身边的几位老学者，脸色更是一变。
“荒唐！简直是荒唐！”周维岳低声怒斥，“将煌煌巨着比作什么IP？
将古人的修订说成是追逐流量？这是对经典的亵渎！是对历史的无知！”
“我就说了，他就是哗众取宠！用这些新奇的词语来包装他那些歪理邪说！”旁边的老者也愤愤不平。
记者们更是如同打了鸡血，一个个眼睛放光，手指疯狂敲击：
“大爆点！祝仁称明代书商为《三国》操盘手，深谙流量密码！”
“震惊！《三国演义》竟是明代书商魔改包装的超级IP？”
“从文学经典到商业运作，祝仁教授视角独特引爆全场！”
无数窃窃私语的议论声、惊叹声、质疑声、笑声交织在一起，让整个大礼堂的气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所有人都被祝仁这石破天惊的开场白彻底勾起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听他接下来要如何论证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祝仁对台下的反应似乎早有预料，他依旧神色平静，只是等到议论声稍稍平息，才示意工作人员操作投影，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两段文字的对比。
左边是文字相对古朴简洁的嘉靖壬午本（1522年）关于关羽败走麦城后结局的记载：“公与子平皆遇害”。
右边则是稍晚一些的叶逢春刊本（约1548年）的同一情节描写。
祝仁指着右边的文字，声音平稳：“大家看叶逢春这个版本，多了什么？
【关公大骂不屈，死后魂魄不散，于玉泉山显圣，大呼还我头来！】
这些情节，这些带有浓厚神怪色彩、极具戏剧性的内容，在最早的嘉靖本里是没有的。”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哗然，很多人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为什么叶逢春要加上这些？仅仅是为了丰富情节吗？”祝仁不紧不慢地提出问题，然后给出自己的解读，
“更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的读者，尤其是听惯了评书、看惯了杂剧的市民阶层，他们更喜欢这种善恶报应、英雄显圣的故事。
书商叶逢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市场需求，于是大胆地对原着进行了二度创作，加入了这些更具卖点的情节。
可以说，关羽形象的进一步神化，很大程度上是明代书商为了迎合市场、提升销量而进行的商业化包装的结果。”
这个观点让台下不少人开始交头接耳，感觉自己对《三国演义》的认知正在被一点点颠覆。
前排的周维岳教授突然站了起来，他脸色严肃，声音洪亮：“祝教授！请恕老夫打断一下！”
全场瞬间安静，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突然发难的学界泰斗身上。
“你刚才的论述，将叶逢春增补情节的行为，完全归结于迎合市场、提升销量的商业动机，甚至用上了二度创作、商业化包装这样现代的词语。”
周维岳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满，“老夫承认，版本流变中确实存在增删修改，但你如此简单地将其定性为纯粹的商业行为，是不是太过武断了？！”
“难道就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吗？比如作者或编者自身对人物的理解加深？
或者为了使故事结构更完整？亦或是受到了当时某种文化思潮的影响？
你仅仅因为这些新增情节符合了市民口味，就将其完全归结于书商逐利，
这是不是一种过于功利化、甚至庸俗化的解读？
我们研究历史和文学，岂能如此轻率地用现代商业逻辑去套用古人？！”
周维岳的话掷地有声，立刻引起了台下一片赞同的低语，尤其是他带来的几位学者，更是频频点头。
记者们的镜头也立刻对准了祝仁，期待着这场新锐与权威的正面交锋！
面对这质疑，祝仁并未慌乱，他依旧保持着平静，对着周维岳微微欠身，表示尊重，然后才不疾不徐地回应道：
“周老先生，您提出的这些可能性，确实都值得考量。文学作品的演变，其动因往往是复杂的，绝非单一因素可以完全解释。”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明代中后期的出版业，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市场化特征。
书商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是其最根本的驱动力之一。
叶逢春作为当时着名的书坊主，他选择增补这些神怪、显圣的情节，恰恰是当时民间最为喜闻乐见、最能刺激购买欲望的内容，
这一点，从当时其他通俗小说的流行趋势也能得到印证。”
“我并非否认可能存在的其他动机，但我认为，在分析叶逢春这个版本的具体改动时，
迎合市场、追求销量这个商业动机，是最直接、最有力，也最符合当时社会经济背景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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