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余切则说的更加实在：军旅文学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大爆发，一方面是国家有意给资源；另一方面是过去军旅文受限太大，不得写许多方向，片面强调宣传桶蘸的属性……现在一放开，自然让创作者们进入到了自由王国。
不要说别的，就说全国短篇获奖选中，无一例外都有两篇甚至更多军旅，显然这和军旅的创作数量完全不成比例。
《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自然是好文章，但之后的《战争和人》竟然能拿到茅盾文学奖？
当真厉害到了这个地步吗？
这可是前几届神仙打架的年代！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相较于当代文学的推陈出新，军旅文学显得有些滞后。七八十年代之交，虽然有徐怀忠、邓友美等人的《西线轶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名作，但还是单兵作战，难成阵势！”
“真正标志军旅文学大爆发的，是1982年李存宝《高山下的花环》和朱苏进的《射天狼》！尤其是《高山下的花环》，赢得了当年度的短篇王，开辟性的将大众注意力转移到‘当代战争’中军人的真实生活！此后一大批作家大显身手，军旅文学由此进入到全盛时期！”
那么，军旅文学的巅峰在什么地方？
这无需余切来自卖自夸，如今文坛这个圈子里，公认《未婚妻的信》、《血战老山》是军旅文学中的两座高峰。此次《共同警备区》反响极好，也成为第三座高山。
实际也如此。
余切这篇评论稿一发出来，愿意为他吆喝的理论家们立刻为他戴上王冠。
《十月》的陈东杰，往《京城文学》投稿一篇《文学为何开始式微》的研究稿，写道：“我认为过去十年，严肃文学在中国大地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思议的，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找到先例！文学实质上具备了新闻效应，文学家不仅是创作者，还是新闻调查记者，还是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们承担了太多职责！”
陈东杰的文章写得弯弯绕绕，最后忽然一个转折，“让我们来看看，过去有谁具备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谁就足以成为文学界的第一人！”
《钟山》杂志的苏童，也在有关“南海笔会”检讨中坦然道：“我们的笔会中不仅有我，还有石铁生这些成熟老道的作家，为何我们都写不出一篇军旅文？”
“从余切的经历来看，答案很清楚。我们吃着火锅，喝着酒，梦想着写出铁与火的战争，这当然是做白日梦！我们永远也到不了自由王国。”
被余切评论稿中提到的李存宝等人，也投桃报李，承认了他“巅峰”的地位。因为余切在文章中说了，李存宝是开创者之一嘛！
他能这么上道，你回过头来吹捧他有何不可？
不过，这些专业的评论者，或是客串的评论者们都不如后来的德国人科尔知名。
科尔全名赫尔穆特·科尔，目前在德国做总理，年初他意外得知余切和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机场发生临时演讲，造成机场至少三分之一的乘客心甘情愿误机。
科尔便知道，余切的战绩是实打实的，他确实是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人眼中“东方智慧”。
德国人很奇怪，一方面普遍存在种族歧视，流氓遍地，另一方面又崇拜那些大人物，发自肺腑的追随那些天才，他们的精神空虚，表现得十分虚伪。
科尔知道自己国民的性格。
在一场访谈节目中，为了显示出自己的博学。科尔谈论到震惊世界的中越和解：“十年前，我听说他们兵戎交加，我感到很震惊；十年后，他们重新握手言和，我却不再震惊了！”
高鼻子的德国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震惊了”？
科尔道：“因为我不再是个毛头小子，这些年我成长了许多。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谈，只看你出不出得起价码！”
“你们看过《共同警备区》吗？这正是值得我们来阅读的，书中构想了相同的文化传统超越了国家形态，使得前线士兵放弃抵抗的浪漫故事。我再次说一次，虽然中国余非常的年轻，但这很值得我们德国人来看。”
“年轻不是错。”
全德国上千万观众，立刻发出嬉笑声。
这儿有一个关于科尔的梗：科尔是西德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也是最年轻的总理，1982年他接任总理时才43岁，由于此时得益于前任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不信任案，德国媒体纷纷质疑他是否太年轻了，躺赢上位。
之后，科尔就经常拿自己太年轻来开玩笑。
科尔还很擅长收买人心，擅长“作秀”。84年他访问中国的兵马俑遗迹，管理者只同意放他本人和兵马俑近距离接触，不允许更多的德国官员下去，科尔当即做出和所有德国人共进退的姿态。
他被允许了，因为他才有幸接触兵马俑的另外几个德国官员，从此对他死心塌地。
他各类吃中国菜发出“中国菜太好吃了”，“中国火腿比德国火腿还正宗”之类的伏拉夫行为，更让他得到媒体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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