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的顾彬回到波恩大学，立刻在他担任编辑的《龙舟》杂志中写下对《里斯本丸号》的评论。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这一批中国作家有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对社会没有深刻的认知，在语言技能上也很匮乏，这些作家会成为一个写的好手，取得一些名气，但是放在更长久的历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还远远不够。”
“为了快速跟上世界文学的潮流，大量中国作家读的是‘中译本’——他们阅读翻译过后的外文名着来学习，遗憾的是，这些翻译过后的译作，本身也存在诸多错误，简直是译者的个人再创作……最终造成了一种诞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圈的怪象，他们实质上学了一种‘本土自发的舶来品’，和原版本差别很大。”
这种事情有多抽象呢？
就像是十九世纪，欧洲人来中国传教。本以为传的是基督教，信的是耶稣，却没想到整个南中国入了太平天国的坑，认为洪秀全也是上帝的孩子，圣城除了耶路撒冷，还有南方的金陵。
中国版本的太平天国教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关系，反过来和西方传教士辩驳得有来有回——顾彬觉得，当代的一些中国似乎就有些这样的“异味”，是一种怪异的衍生物。
此时，顾彬不禁想起他为什么会关注到余切。
因为余切的文化水平很高，他是真正了解西方社会的人，既不是仰慕也不是贬低，而是像一个西方人一样，对那些最底层的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和神话故事，他都很了解。
而这些恰好是真正构成西方人的文化因素。
顾彬在《龙舟》中详细谈到了这一点：“70年代，我来内地的语言学校进修，学会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古代汉语，一种是他们当时的工农兵语言，因此，我到现在仍然称呼自己为‘老顾’，称呼别人为xx同志！”
“现在不兴讲同志这个词了，我就称呼别人为老什么，小什么；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字，取得不好，我没有给人说过。我和当代的中国作家聊天，发觉有一些人既不称呼我是顾同志，也不说我是‘老顾’、‘小顾’，当然也不会用文言文和我说话！我自然很失望！”
“我感到他们的文化断代了，他们既不会写汉语，也不会写外语。”
顾彬这篇评论发表后，在德国所在的评论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波恩大学的教职工最先看到这一评论，只见到顾彬在其中不吝赞美之词，而且还有一些东方人的含蓄。
当他谈到“余切为何不一样”时，他从侧面写道：
“余切是那种可以既能叫我‘老顾’、‘顾同志’，也能在德国准确的称呼我为WolfgangKubin（沃尔夫冈·顾彬）的人。”
钱忠书看到了这一篇文章。
他羡慕嫉妒恨：“这个顾彬何许人也，我没怎么听说过他，口气却很大。照他说来，全中国没有几个会写的人了。”
余切当然知道这个顾彬。
之前余切拿了福门托奖，顾彬是写了评论词的。而且顾彬以后会更加出名，直到成为海外最有名的汉学专家之一。
“这个顾彬我晓得，他是七十年代去内地留学的。他主要喜欢古汉语，喜欢工农兵语——他认为是劳动阶级的朴实语言。但他主要是喜欢古汉语，他这个人相当的厚古薄今。”
“可是，你的《里斯本丸号》也并没有用文言文来写啊？他不是胡搅蛮缠吗？”
“大概是因为我写的这些英国笑话。他是德国人，当然喜欢嘛！”
此后，余切一直保持连载，陆陆续续把《里斯本丸号》剩下的情节发到《欧洲通讯》上去。《欧洲通讯》并不是什么大报，相反，受众特别小。可余切却很有名气，又宣称此限时免费连载，使得《里斯本丸号》被一些报刊拿去排版印刷。许多巴塞罗那派的西语作家主动替他宣传。
故事的进展已经到了高潮：
三个英国水兵和救他的中国渔民成了朋友，在渔民全家人的庇护下，学会了一些汉话，正开始了解中国。
几经波折后，这几个水兵终于联系上了英国大使馆，大使馆再联络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诺会让他们平安返回伦敦。
沿途中，他们目睹了日本军人投放病菌的残暴行径，同时对中国人的抵抗精神深感钦佩。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人打算向全球揭露日军的战争罪行。
日本人得知放跑了英国战俘后暴跳如雷，在路上沿线设卡，又对渔民展开报复。他们登上岛屿，挨家挨户的搜罗有无英国人，就连干草堆都用刺刀挨个戳过。一旦发现就砸断战俘的手脚，捆绑到船上找个地方沉了。
中国渔民但凡有“包庇”的，同样格杀勿论。有渔民想要搀扶一下英国战俘，包扎伤口，或是送去米面，让英国战俘在路上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做个饱死鬼。
——这也不被日本人允许，他们举起枪威胁。米、面、酒这些昂贵的东西，自然都被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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