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向故事的最后一页，只见到，几位英国士兵正刚刚避开了日军的海上巡逻，上岸后在中国渔民家中养伤了一阵子，本想就这样躲避到战后，却又听说日军要上岸搜查——他们害怕有活着的英国战俘，向国际社会揭露他们的罪行。
于是，这几个英国人的好日子到头了，又要开始逃难……
“只写了个开篇呢！”余切说。
“那你这就是一个中篇了，我认为你还可以写得更长一些，最好是一个长篇。”
“我怎么也写不了那么长啊！难不成写个好几代人，好几百个人物？完全没必要！”
“那太可惜了！”钱忠书又叹道。“我本来希望你能多写长篇。”
在他看来，余切的成就在当代人中已无需质疑。余切所要比较的对象，开始变成了历史上那些才华横溢的巨匠们，这对中国文学也是很有益的。
自《堂吉诃德》这一诞生以来，文学开始进入到“现代文学”的范畴，世界出现了一波从16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结束的“黄金时代”。
各国无数文曲星下凡，留下近百部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
在这场和国外作家“虚空斗蛐蛐”的小游戏中，钱忠书就发觉中国作家的短板：他们写出来的长篇太少了。
钱忠书自己曾试图把《围城》写成一部长篇，把“方鸿渐”的故事写成几代人的契子，可惜他最终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只能遗憾作罢。
余切听后笑道：“你自己写不出长篇，却让我来写长篇，我哪里做得到。《潜伏》不就是个长篇吗？《出路》也不算短。”
“那不行啊余切！不够长！就不能写个百八十万字吗？”
“你要累死我是吧！”
英国人柯文思也来看了这部。他发觉余切在中有不少巧思，像是英国水兵在海里听不懂中国渔民的本地方言，但看到渔民伸出的手就拉住了，被拖上船……上船后，英国水兵又看到渔民拿出一把大刀，心想，完了，上了另一个贼船，耶稣保佑我！
结果渔民又拿出一根白番薯，用刀把白薯一切两半，分了一半给他吃。
英国人顿时觉得中国渔民简直是他的上帝和天使，为了自己的误解而羞愧起来……
又有一处，是一个英国水兵被救后，端起热气腾腾的饭碗，向旁边的一位老者道谢，他大声用着简单的英文词汇说“这个好。这个非常热。非常好。”
结果，旁边的老者头戴中式斗笠，穿着黑棉袄、宽松的黑裤子，用标准的英语回答说：“是的，这对我们大有好处。”
水兵大为惊讶，当即道：“你的英语说的非常好！你是中国小岛上的国王吗？”
老者哼了一声：“不，我是皇家工程队的克拉克森中尉！”
幸存者全都爆发出大笑。
——柯文思就觉得这种情节很好，也很真实。
当时的英国人饱受妖魔化的教育，以为中国人会吃了他们的肉，“中国人什么都吃”。又觉得中国人都仰慕西方文化，社会的统治者理应是西式教育出来的哲人王。
余切没有把这些英国水兵写的很神圣，而是如实把他们的小心思写下来。
一写完，立刻发去东京。角川书库的角川春树看后很兴奋：《里斯本丸号》不仅有真的历史，还有许多幽默的情节，总体故事并不算压抑。发表后一定能大卖。
角川春树立刻召集精英，把余切的安排出版。角川株式会社的社内，有些人担心这种会触怒日本政府，劝角川先避一下风头，角川春树大发雷霆拒绝了。
又有人建议：“余先生的还没写完，他在英吉利应当是连载着的，不如等他连载完再一起出版。否则万一他有修改，我们怎么办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
角川春树请示余切的想法，余切告诉他要尽快出版。于是角川春树力排众议，要求在一个月内把《里斯本丸号》排版成册。
“就分为上下两部吧。对余切这样的作家，我们应当展现出我们的诚意。”
就这样，《里斯本丸号》的单行本竟然在日本最有希望上市。
在英国这边，余切也安排在《欧洲通讯》上发表。
《欧洲通讯》是当地留学生创办的华文报刊，专门为华人移民介绍欧洲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大陆的近况。它率先连载后，欧洲当地发行量较大的《龙报》也开始连载。一时间，全欧洲的华人都开始了解到四十年前的一桩旧事。
“——来一份报纸！”
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人道。他的德文名是沃尔夫冈，中文名是顾彬。
老板是个报亭的华人，脱口而出：“这是专门给华人看的报纸，有英语有汉语，我看你是个白人……你是不是买错了报纸？”
“没买错，我就是为了余切来的。”顾彬指着报纸上余切的照片道。
他一手交钱，一手拿到报纸，随后便像一个中国人那样，蹲在路边看余切新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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