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末，余切前往安阳。
《十月》派了个编辑陈东杰来跟随他，准备写一篇报告文。总编苏玉特地给余切打电话说：“这个小陈很有些天赋，和我们不一样，有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你，有很多怪想法……”
“你们在路上肯定有很多话可以聊。”
陈东杰毕业于鲁省大学，本来是要再读硕士的，他考上了人大。但是去年来京城旅游时，陈东杰慕名参观文学圣地《十月》杂志社，而后被《十月》编辑部的氛围感染到了。
得知《十月》在招聘实习编辑，他一念之差来了《十月》的报告组，做起了编辑。
《十月》内部有多个组别。组当然是最牛的，待遇最好，常和名家巨匠接触，稿酬很高，从来不缺人。
诗歌组也不赖，翻译组也可以。
报告组的席位要差一些，有时会有空缺。因为报告组的编辑要长期出差，在那些偏远的地方取材，几个月写一篇报告吧，不仅每千字的单价低，而且很难出版成册赚第二次钱。
不过，《十月》的总编苏玉干过一段时间报告组组长，苏玉是新闻系毕业的。
进杂志社后，陈东杰幸运的参与了《文化苦旅》（报告文学）的编纂工作，表现很好，于是张守任也很赏识他。
社内两位大佬都赏识他，陈东杰就起飞了，才工作没多久，杂志社就给他派了个这么重大的工作。
他自己惴惴不安，余切也问他：“以前来《十月》没见过你啊。你肯定很有本事，不然为什么让你来独当一面。”
陈东杰腼腆道：“我是被苏编派来的。她觉得《十月》应该年轻化，现在的《十月》老编辑太多了，可能我占了一些便宜。”
余切听罢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他其实想到了张守任，不知道这个老同志还能再干几年。三年过去，人们已经忘记了埋葬在八宝山的王世民，不知道余切这些熟人们，有几个还能被千禧世代提起。
文学正在换代，新作家起来后，新编辑也要逐渐起来，盛行于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老人们，要逐渐彻底被淘汰掉了。
不过也有不服老的。胡后宣就是这样。
五十年代，国内为研究甲骨文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郭莫若做组长，胡后宣做副组长，胡后宣还经常和钱忠书等人讨论。
现在三十年过去，当初的人都离开了，胡后宣的合作者，从郭莫若、钱钟书变成了余切和美国书商哈珀。
余切和陈东杰谈
到这个事情：胡后宣时代的老人们在逐渐离开舞台，失去了对文学和做研究的兴趣。
陈东杰听后给出了一个让余切觉得大胆的结论：
老前辈们不是失去兴趣，而是没有舞台供他们发挥了。
“就是字面意思上的，他们被新来的人超越了。”陈东杰用小心的语气，说着特别讨打的话。
“即便非要写下去，也不会得到很体面的结果。”
余切顿时觉得，这个陈东杰好像有些水平。
确实是这么回事，但国内敢说出这种话的还是很少。人们喜欢厚古薄今，事实上大部分人都是一时的作家。
曾经为余切写报告文的徐驰，他目前最后一个破圈的作品，就是《人们想要成为余切》，之后徐驰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徐驰前几十年写散文、写报告文、写文学评论……简直无所不能，而现在他任何作品都没办法打动公众。
就是这样的原因，徐驰被淘汰了。
余切给陈东杰出了一个考题：“你有这样的见解很可贵，你看看能不能写成研究稿，或者是报告文。”
“要是你写的好，我推荐你把稿子发在《十月》上，我会来参加你的审稿会。”
被苏玉、张守任和余切同时欣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前途大大滴！
陈东杰的脸顿时就红了，恨不得站起来敬礼：我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从京城到安阳，要先乘坐去郑洲的火车，再转客车到安阳。中间历经两天一夜。
余切每到一处，胡后宣就会打电话来问：“你到什么地方来了？”
“我还没下火车呢。”
到郑洲，胡后宣又问：“到什么地方了？”
“到郑洲了。”
要知道，现在打个电话是很麻烦的，可胡后宣就不嫌麻烦。
“我给你安排了豫省作协的招待所，余切，你晚上就去那，明天专人开车送你来。这几年车匪、路霸还是有的，你们就两个人，万一遇上了什么事儿，人家可不管你是什么人物！不交钱就是一刀！”
余切大笑道：“我就要看看有什么车匪、路霸！我们这儿有两个男人……这都怕，那还是不要出门了！”
结果一路上啥事儿也没发生。
倒是陈东杰去招待所打听了一番，回来后拿到了《钟山》和《京城文学》的加刊。
分别是苏彤的《从莫泊桑到余切》，程国平的《当代文学家杂谈》。
“这两个都是加刊！招待所里面，有京城师范和社科院来的教授，他们说这两篇雄文写出来后，‘余学之争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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