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的地点，最终定在了县殡仪馆一个中等规格的告别厅。规格“体面”，如同副县长要求的那样。厅内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赵建国同志”。字体方正，墨色均匀。两侧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层层叠叠，大多是教育局下属单位、兄弟学校以及一些不得不表示“心意”的个人或机构送的。白菊、黄菊居多，间或有些素雅的百合，在厅内惨白的灯光下，散发着混合着消毒水味的、过于浓郁的香气。哀乐低回，是录音机里放出的，循环往复，带着一种机械的、空洞的悲伤。
告别厅正前方，赵建国的遗像被放大，镶嵌在黑色的相框里。照片是几年前拍的，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背景是卧牛山中学斑驳的砖墙。他微微笑着，眼神温和，带着一丝教师特有的书卷气和疲惫。此刻，这笑容凝固在冰冷的相框中，与周遭这刻意营造的“体面”氛围，形成一种无声的、令人心碎的讽刺。
告别厅里人头攒动。教育局的领导来了，穿着深色西装，胸前别着白花，表情肃穆中带着一丝程式化的哀伤。县里其他相关部门的代表也来了，低声交谈，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卧牛山中学的老师们几乎都到了，以年级组为单位站着。孙丽等几个平时与赵建国并无深交、甚至有些嫌隙的老师，此刻也努力挤出悲伤的表情，不时用手帕擦拭着并不存在的眼泪。城市学生们穿着相对整洁的深色衣服，被班主任组织着，排着队，脸上带着茫然、好奇，或者一种被迫参与仪式的麻木。
郑明和王海峰站在家属区稍前的位置。郑明依旧穿着那件昂贵的深灰色羊绒大衣，只是臂上多了一个黑纱。他脸色沉痛，眉头紧锁，双手交叠放在身前，站得笔直，像一尊精心雕刻的、代表官方哀思的塑像。王海峰站在他侧后方半步，同样臂缠黑纱，深色西装熨帖，头发一丝不乱。他微微低着头，镜片后的眼神藏在阴影里，看不清情绪，只是嘴角习惯性地向下抿着，透着一股职业性的沉重。
夏侯北、李小花、栓柱、大壮……那十六个抬棺的学生，也被学校“要求”必须到场。他们站在告别厅靠后的角落，像一群格格不入的闯入者。他们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服——洗得发白、带着补丁的旧棉袄或夹克，在满厅深色正装和肃穆花圈的映衬下，显得异常寒酸和刺眼。他们的脸上没有悲伤的表情，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冰冷和压抑的愤怒。夏侯北双手插在破旧夹克的口袋里，背脊挺得笔直，下颌绷紧，目光越过前面黑压压的人群，死死钉在遗像上赵建国温和的笑容上，眼神复杂，有悲痛，有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这虚伪仪式深深刺痛后的讥诮和冰冷。李小花站在他旁边，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未消，嘴唇紧紧抿着，双手下意识地交握在身前，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看着那遗像，看着赵老师凝固的笑容，想起仓库冰冷的铁锁，想起县政府门前冰冷的铁门，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感再次汹涌而来，让她几乎站立不稳。栓柱、大壮等人也都低着头，或茫然地看着地面，或紧握着拳头，身体微微颤抖。
张二蛋没有来。他躺在县医院冰冷的观察室里，身上插着管子，连接着旁边闪烁着冰冷数字的仪器。他依旧在断断续续地咳嗽，每一次都微弱得如同叹息，胸口几乎看不到起伏。惨白的灯光照在他灰败的脸上，只有旁边心电监护仪上微弱起伏的绿线，证明着这具被病痛和屈辱反复折磨的身体里，还残存着一丝微弱的生命迹象。他的母亲，一个同样瘦小、满脸愁苦的农村妇女，穿着打补丁的旧棉袄，坐在病床边的小凳子上，粗糙的手紧紧握着儿子那只没有插管的手，枯瘦的手背上青筋毕露。她浑浊的眼睛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和茫然。她不懂什么“因公殉职”，不懂什么“特事特办”，她只知道，她的儿子为了送老师最后一程，把自己送进了鬼门关。床头柜上，放着一小碗早已冰凉的米粥。
追悼仪式开始了。教育局一位副局长走到话筒前，清了清嗓子，开始念那份由县政府办公室“统一口径”后精心炮制的悼词。
“……赵建国同志，是我县教育战线上一位忠诚的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他师德高尚，爱生如子，深受师生爱戴……在卧牛山中学工作期间，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最终积劳成疾，不幸倒在了他挚爱的讲台上，因公殉职……他的离去，是我县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赵建国同志，要学习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抑扬顿挫的官腔，在哀乐的伴奏下，回荡在告别厅里。每一个字都如同精心打磨过的鹅卵石，圆滑、光鲜，却冰冷得不带一丝真实的温度。它将赵建国一生的挣扎、贫困、不被理解的坚持、以及最终被弃于冰冷仓库的屈辱，都包裹在一层“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华丽糖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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