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安全局局长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总统是说，他精准、有力，而且……只听从您的命令？”
“不，”布京看着窗外的雪，目光深邃，“他是一把有准星的枪。知道该打向哪里，知道什么该保护。莫思科需要这样的枪，尤其是在反贪的战场上。”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难得的感慨，“当年我在彼得堡打击黑帮时，就缺这样的人。现在看来，远东的运气比我们那时候好。”
帕特鲁舍夫看着总统眼中的期许，突然明白杜泽的真正价值——他不仅是在远东抓贪腐，更是在为布京的反贪风暴提供一个“成功样本”：证明只要敢动真格，哪怕是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也能被连根拔起；证明鹅国的土地上，还有人愿意为公平和正义挺身而出。
消息传到海参崴时，杜泽正在为渔民合作社剪彩。新的渔船已经造好，船头挂着鹅国国旗，渔民们举着伏特加，喊着“乌拉”。玛莎婶子挤到前面，递来一篮刚烤好的列巴：“总督先生，尝尝吧，里面放了新捕捞的三文鱼，是你把渔场还给我们的。”
谢廖沙也来了，他穿着伯力中学的校服，手里拿着法律系的课程表：“总督先生，等我毕业后，想回海参崴当检察官，像您一样，把坏人都送进监狱。”
杜泽欣慰的拍拍他的肩头，“一定能的。”
杜泽接过列巴，咬了一口，麦香混着鱼鲜在嘴里散开。他看向远处的港口，联邦安全局的巡逻艇正在近海游弋，蓝盾队员在码头检查集装箱，一切都在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赵队长，”他转身，“把伊万诺夫的那栋海景别墅改成福利院，让那些在强拆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有个家。”
“是！”
桑铁走过来，递上份加密电报，是周老爷子发来的：“布京在内阁会议上说，‘杜泽是我的枪，好用得很’。莫思科的老狐狸们都在打听你，以后做事要更谨慎。”
杜泽看完电报，笑了笑，把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他知道，“枪”的比喻既是肯定，也是提醒——枪能打敌人，也可能被敌人利用；能得到信任，也可能因功高震主而被忌惮。但此刻站在这片刚刚苏醒的土地上，他只想着一件事：不能辜负那些举着标语的工人，不能辜负捧着列巴的玛莎婶子，更不能辜负布京那句“远东的稳定，关乎鹅国的未来”。
克宫的灯光在夜色中亮起，布京站在窗前，看着远东的方向。那里的星星比莫思科更亮，像无数双期待的眼睛。他知道，有杜泽在，远东的黎明，只会越来越清晰。
杜泽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蓝盾队员将一箱箱文件搬进门——这是昨夜从滨海边疆区州长别列佐夫斯基的别墅里搜出的，其中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详细记录着他与伊万诺夫瓜分国有资产的“分成比例”：2003年，两人合伙将国营海参崴鱼罐头厂以“破产清算”名义低价变卖，州长拿了40%的赃款，存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里。
“老板，这是最新的清单。”桑铁将份报表放在桌上，纸张因打印过密而微微发皱，“伊万诺夫转移的国有资产里，有17处房产挂在州长情妇名下，还有3座林场是用州长儿子的名义‘承包’的——说是承包，其实一分钱没给国家，每年光卖木材就赚两千万卢布。”
杜泽的指尖划过“鱼罐头厂”那行字，商标上印着金角湾的海景，如今却成了别列佐夫斯基侄子的私人仓库，里面堆满了走私的日国汽车零件。“州长那边有动静吗？”
“还在装糊涂，”赵队长推门进来，军靴上还沾着雪，“刚才他的秘书来电话，说想请您去州政府‘喝茶’，聊聊‘国有资产处置的合规性’。我看他是想探咱们的底。”
杜泽冷笑一声，将笔记本扔进保险柜——这是布京签署的“特别调查权”文件，上面的总统签名苍劲有力。“告诉他，我没时间喝茶。让他自己把贪的钱吐出来，不然明天就去莫思科‘喝茶’。”
杜泽之所以最后才准备动他，就是想让他主动交代，这样也许会更容易开展工作。
接收伊万诺夫的“遗产”是场精细活。杜泽的团队分成三组：桑铁带财务组，核实物产清单，追查资金流向；赵队长带行动组，查封房产、工厂、码头，防止被人偷偷转移；杜泽亲自带队，与国营企业的老职工座谈，摸清哪些资产是被伊万诺夫强行侵占的“原国营财产”，哪些是他用赃款购置的“纯私产”。
“这是1997年的国营资产登记册。”老会计彼得罗维奇颤巍巍地打开铁皮柜，里面的文件用红绳捆着，纸张泛黄却整齐，“您看，这处码头原本是渔业合作社的，2001年被伊万诺夫用‘港口扩建’的名义抢走，其实是给他的走私船当据点。”
杜泽的指尖划过登记册上的“渔业合作社”印章，旁边还有社员们的红手印。“现在码头归谁管？”
“他的远房表弟，”彼得罗维奇啐了口唾沫，“每天就知道收保护费，渔民们的船想靠岸，每艘得交五百卢布，不然就放狗咬人。”
当天下午，蓝盾队员就接管了码头。伊万诺夫的表弟还想撒野，被赵队长一个反剪按在冰面上：“看看这是什么！”那份1997年的登记册拍在他脸上，“侵占国营资产，够你蹲十年大牢。”
类似的场景在海参崴各处上演：被改成私人会所的国营电影院，重新挂起“滨海影剧院”的招牌；被伊万诺夫用来养藏獒的国营苗圃，老园丁们重新种下云杉树苗；连他那栋占地十亩的海景别墅，都被改成了“远东青年创业中心”，用于总督府鼓励青年人创业。
最关键的还是远东重工造船厂。杜泽没有将它收归国有，而是改成“职工持股合作社”——工人占60%股份，总督府占40%，利润按比例分成，既保住了工人的积极性，又将厂子牢牢掌控在手里。老焊工比利当选合作社主任那天，握着杜泽的手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公道的事，伊万诺夫把我们当牛马，您把我们当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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