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帆的心情，宛如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听着法制科两位警官的案情分析，他知道这里出现的情况，和上世又不一样了。
金科长分析的这些，紧贴案情，紧跟现场，很有针对性，思路很对，方向很准。
这些，也是上世后来进行的重要反思之一。
那个年代，对于国营单位，几乎有天然的信任。吃公家饭，又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呢？简单问询之后，又有对应的人证佐证，就直接忽略放过了。
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是传统的拐卖集团组织，人贩子的集体作案。
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和调动警力，更多地放在，现场人员问询、外来人口排查和交通协查上。
并出于政治考虑，不导致大的社会动荡，不扩大负面影响，案情也没有及时向社会进行正式通报。
在各种因素的夹杂下，导致错过了最佳的破案时机。
客观讲，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深入，经济建设渐渐成为绝对中心，精神文明建设相对缓慢。“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贪污腐败”等问题逐步出现。
没有任何兆头，也没有太大压力，一部分人突然就变坏了，不择手段，心狠手辣。
而社会和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这是社会进步的阵痛，也是时代的悲哀。
杨晓帆可以判断，上一世，金令镇应该是没有参与破案的，至少这个侦破思路是肯定没有提出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杨晓帆万念俱灰，心无旁骛，颓然离开。其他“小四只”们心情也都非常不好，估完分后，大家也没有一起聚餐，就各自回家了。
金德宝还是回到爷爷家，依旧参加了家庭组织“高考大捷”庆祝大会，但他意兴阑珊，强装笑颜，顺从地陪同四位老人家，也没有心情去帮助爸爸。
那时的金令镇，老老实实地坐在餐桌旁，低头喝着闷酒，听着老爷子和岳父“两座大山”吹牛、斗嘴、夸孙，又抬头看看出色的儿子，感叹着自己的事业平淡，以及年华老去，深感处处受制，同样也是精神不振，心不在焉。
倒不是说，法制科科长金令镇同志的侦破水平，有多么高明。但他有一点是很特殊的。
他是军转干部，还是营职干部转业，在保密单位还当过营、连、排三级主官。
那个年代，军人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而防间保密、打击犯罪是深深刻在军人骨子里的。
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人民，敢于质疑一切，敢于挑战一切，敢于针对一切。
对于国营单位，没有那么多的信赖和包容而已。爱谁谁，管你是谁，哪个单位，感觉有问题，就要查。
而且，检查也是一种保护啊。
看着金科长分析的头头是道，离答案越来越近。杨晓帆还是很激动的，他终于不用强行出头了。
但最后金令镇同志，经过多思多想多虑，圆满错过最佳答案时，杨晓帆是愕然的。
四选一，你先淘汰了两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都是成年人，你做什么选择题啊，全要不好吗？
暗叹一声：“唉，还是需要我出马啊，其实苟着偷偷发育，多香多好啊。”
金科长还保持着即将冲锋的姿态时，杨晓帆说话了：“金叔叔，我有些想法，和您汇报一下。”
最意外的反而不是金科长和李警官，而是金德宝。
他心里暗想：“班头太棒了，居然有发现，能看出问题，真是太厉害了，这四舍五入，就是我厉害啊。”
德宝开心地说：“班头，你随意说，大胆说。毛主席讲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金科长赶着办正事，没有理会贫嘴的儿子，对着杨晓帆也不太客气了，严肃地说：“太晚了，你们该回家了，这不是儿戏呢。”
同时，对着李警官说：“咱们一起去向局领导汇报吧，我们提出的这个思路，目前局里还没有重视。并请示一下，法制科全员参战。我们提出的线索，我们具体负责，不给局里添麻烦。”
杨晓帆知道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再拖延和推诿了。
他也很严肃，似乎拿出了当年杨上校的威严，朗声说道：“金叔叔，你的分析，是有疏漏的，可能会延误案情。”
金科长和李警官都转过头来，盯着杨晓帆，脸色很是愕然，仿佛听到了什么奇怪的话语。
“哪里有疏漏呢？”金科长下意识地厉声问道，进行反驳。
杨晓帆知道必须一鼓作气，抓住这个机会，他不再犹豫，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同意您的观点，这四个单位的嫌疑确实最大。”
“考试答题时，我们都有体会，有的时候越觉得简单的题，反而越容易错。并且检查时，也不容易发现。是因为轻视了或者忽视了。”
“现实生活中，所有不合群不正常，包括特殊的现象，一定是有具体原因的，是另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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