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城厢。
午后的阳光像融化的蜂蜜，懒洋洋地淌进“王记土产行”的后院。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干货和樟木混合的独特气味，这是王建国闻了一辈子的味道。
然而今天，这味道里却多了一丝挥之不去的悲伤。
老伴儿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按规矩，该理一理她的遗物了。
王建国颤巍巍地打开那只陪了老伴儿一辈子的嫁妆箱，红漆已经斑驳，铜锁扣也泛着暗绿色的光。
箱盖开启的“吱呀”一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扬起了一阵细微的灰尘和浓重的樟脑丸气味。
他一件件地往外拿，那些洗得发白的旗袍、一双磨平了后跟的布鞋、一个装着几根银丝的梳子盒……每一件，都像一枚针，轻轻扎在他心上。
直到箱底，他的指尖触到一个硬物。
那是一个扁平的信封，牛皮纸已经泛黄发脆，边缘被岁月磨得起了毛。
最扎眼的，是封口上那块暗红色的火漆印。
它没有融化，也没有碎裂，完好得像昨天才封上一样。
火漆上清晰地烙印着一个古朴的篆体字——“川”。
王建国浑身一震，瞳孔骤然收缩。
这个徽记，他死也忘不了！
那是……那个人的家族徽记！
他几乎是凭着一股蛮力撕开了封口，火漆应声碎裂，几片猩红的蜡屑掉落在箱底的旧报纸上，像凝固的血滴。
信纸是上好的宣纸，但墨迹已有些许晕染。
字迹娟秀有力，是中文，落款是一个他刻骨铭心的名字：川岛芳子。
“建国吾爱，”信的开头这样写着。
王建国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
这不是那个臭名昭着的女汉奸，而是那个在安阳乡下，笑起来有两个浅浅梨涡，自称“芳子”的日本女人，那个他曾经以为会共度一生的恋人，那个……小日子商人甲，也就是川岛正雄，早年留在中国的情人。
他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目光贪婪地扫过每一行字。
信里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通篇都是一种压抑的恳求和悲凉。
“……正雄君已被家族的贪婪蒙蔽了双眼，他们竟想把我们祖宗脚下挖出来的东西，变成冰冷的买卖。那些鼎，那些玉，是有魂的啊！我劝过他，可他听不进去，他说这是为了家族的‘荣耀’。建国，你我虽已陌路，但我知你心中尚存道义，求你，想办法阻止他，不要让他把祖宗的东西带出这片土地……”
王建国的眼眶湿了。
他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芳子在油灯下，抚摸着一件青铜爵杯时那虔诚又心痛的眼神。
她懂这些，她爱这些，可她的男人，却只想把它们换成钱。
信的末尾，有一段话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我们的儿子，光一，前几天问我：‘妈妈，爸爸为什么总是一个人看着中国的地图发呆？’我抱着他，告诉他：‘因为爸爸……在找回家的路。’建国，我多希望这是真的。但愿他还记得，家，究竟在哪里。”
“咣当！”
信纸从他无力的手中滑落。
王建国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川岛正雄不是在找回家的路，他是在规划一条条……把家里的宝贝偷出去的脏路！
而他的老伴儿，恐怕早就知道了这封信的存在，却为了保全他，将这个秘密藏了一辈子。
悔恨、愤怒、悲凉，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他。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捡起那封信，眼神从浑浊变得异常坚定。
有些债，躲了一辈子，终究是要还的。
他站起身，步履蹒跚却异常稳健地走向电话，拨出了那个只在深夜拨通过一次的号码。
两天后，这封承载着三十年恩怨情仇的信，被稳妥地放在了江天豪面前。
他没有坐在那个充满现代科技感的监控室里，而是在天津利顺德饭店的一间旧套房内。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
江天豪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那片“川”字火漆的碎片，递给了身旁的陈曼莉。
“曼莉，马上联系我们在日本的华侨律师团，”他的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任何情绪，“以‘遗孤寻亲’的名义，尝试调取川岛正雄的家庭档案，重点是亲子关系和财产继承部分。我要知道，那个叫‘光一’的儿子，现在在哪，在做什么。”
陈曼莉接过火漆碎片，用证物袋封好，点了点头：“明白。川岛正雄在日本商界地位很高，直接调查会打草惊蛇。家事诉讼是个很好的切入点，隐私度高，不易引起警觉。”
她顿了顿，补充道：“我还查到川岛年轻时有个旧友，叫佐藤健，现在是东京一家画廊的老板。我会伪装成文化记者去接近他，或许能从侧面套出些东西。”
“很好，”江天豪的目光转向信纸本身，“这份信，马上进行高精度扫描，原件和扫描件，立刻送去故宫，交给周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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