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后一部分就是一个完整的“演绎”论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小前提”，这都是“已知判断”；“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则是“结论”，是“演绎”出的一个新的“判断”。这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推理形式。
“演绎”论证有时也可省略“大前提”,或“小前提”。这种“演绎法”也应用得十分广泛。
“类比”论证，也被称为“比喻”论证，是一种通过讲述故事或打比方的方式，将相似的两件事物进行比较，从而由“此”及“彼”，自然而然地得出新“结论”的形象论证方法。这种论证方法是从“个别”（特殊）到“个别”，也就是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推导出另一个具体的事例。
例如，杂文《现代史》整篇都运用了这种“类比”论证的方法。作者通过讲述一些具体的故事和比喻，将不同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进行类比，从而揭示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和内在联系。这样的论证方式不仅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也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作者的观点。
现代史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nazaa!”变戏法的装出撤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Hn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n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nazaaHnaZaa一通之后，又安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这篇文章创作于 1933 年 4 月，其内容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混乱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荡政局。作者将中国“现代”的历史巧妙地比喻为一伙伙“变把戏”者通过欺骗手段不断向老百姓“要钱”（即搜刮民脂民膏）的历史，这种类比既贴切又新颖，描绘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Hnazaa”是一个以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读音近似“哗嚓”，形象地描绘了撒钱的声音。
“类比”论证在写作中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它以浅显的事物来比喻深奥的道理，以相近的事物来类比遥远的事物，具有形象鲜明、说服力强的特点。在运用“类比法”时，像《现代史》这样不点出“结论”的含蓄写法是一种方式；而像《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愚公移山》那样直接点明“结论”的明朗写法则是另一种方式，并且更为常见。古希腊哲人亚理斯多德说:“要想发现类比之点，哲学思维是必要的。类比在寓言中更容易产生效果；如果是从真实事件中得来的寓言,那就更有效用,更令人信服。因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大都和已经发生的事件相似。”这是说得很透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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