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五则明确写道，自曹丕之后，“文体”的划分逐渐变得愈发精细起来。在这个领域之中，做出杰出贡献者当数刘勰以及萧统二人。刘勰所着的《文心雕龙》侧重于理论阐述，详细讲述了多达三十五种文体；萧统编纂的《文选》则重点聚焦于选文方面，总共分为了三十八种文体类别。他们两人对于古代“文体学”的创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并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
到了唐宋元等几个朝代时期，有关文章的“编选”工作开展得可谓是轰轰烈烈、规模空前浩大，其所编撰而成的书卷数量繁多、篇幅浩瀚。尽管在此期间，“文体”的具体分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增减变动，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状况，但总体上来说，大致还是依照着《文选》的体例而来，并未出现太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变革。时至明代，文体的划分愈发精细琐碎，逐渐步入了“繁琐”之路径。就像吴纳所编纂的《文章辨体》这部着作一样，它汇集了明朝以前的诗文作品，并分内、外两集。其中，仅仅是内集里的散文部分便被划分为多达四十九个类别；而外集中的诗赋以及骈文等，也各自有着众多不同的分类。虽然这种以“分体”方式来选文，并对每一体裁都加以详细“解说”的做法，在编辑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所在，但与此同时，其“繁琐”的弊病已然清晰地展露无遗。在此之后，徐师曾编撰了《文体明辨》，贺复征则辑录了《文章辨体汇选》，他们二人皆是承袭吴纳的思路并且进一步发扬了他的这个“短处”，竟然将所谓的“文体”划分出了高达一百二三十种之多！如此繁杂多样的文体种类，实在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想要全部记住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乎，“文体学”在此时真正成为了一门极其“复杂”且令人感到头痛不已的“艰难”学问。所幸的是，一直等到了清代时期，人们方才开始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文体进行化简归并，从广博繁多回归简约扼要，从而使得各种“叠床架屋”般堆砌罗列的文体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归类与整合，最终呈现出一种简洁明了的状态。这中间，姚鼐是一个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他所编的《古文辞类纂》，把所有文章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等十三类,已大为明晰。稍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又进一步把它简化为十一类,并分属于三大“门”(即着述门、告语门、记载门)。文体这样一归并、简化,虽然仍有不少毛病,但相比而言，的确要合理,实用得多了。
五明曾这样写道：现代文章的文体分类，实际上是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蓬勃发展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之后才真正兴起的。当时，着名学者陈望道先生在其着作《作文法讲义》当中，开创性地对文章进行了详细划分，将它们归为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辨文以及诱导文这五大类别。
五明在他的学习笔记中详细地写道：“就在不久之后，令人瞩目的另一位文学大家——叶圣陶先生，在其精心撰写的《作文论》一书中，凭借着自身那独树一帜的深刻见解以及持之以恒的深入研究成果，再一次针对世间所有的文章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且全面系统的全新剖析与分类工作。”
叶老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观点，他认为完全可以将这些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文章，大致地划分成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这三种类型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们分别是：以生动形象的描述来讲述事件发展过程或人物经历为主的叙述文；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来阐述观点、表达立场的议论文；还有运用饱含情感的文字抒发内心感受与情绪的抒情文。
五明认真地写道，特别是当谈到这本备受瞩目的《作文论》里“文体与写作上的区分”这个章节的时候，不得不提的是，叶圣陶先生展现出了一种超凡脱俗、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洞察力，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学养，高屋建瓴般地构建起了一套具有开创性思维并且极富实用价值的分类原则体系。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对事物进行分类这项工作，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极其关键且不容忽视的核心要点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并时刻铭记在心。首当其冲的便是所谓的‘包举’原则，简而言之，我们通过精心设计和细致谋划而划分出来的每一个具体类别都务必确保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到该事物所涉及的所有领域范围，坚决不能容忍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遗漏或者疏忽之处。因为任何一处细微的遗漏都可能导致整个分类系统的完整性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我们对于该事物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
紧接着，第二个同样至关重要的方面便是‘对等’原则。这里所说的‘对等’意味着各个不同的分类之间在本质属性上应该保持一种相互平等、互不隶属的关系状态。换句话说，绝不能够用某一个特定的类别去强行囊括或者吞并其他的类别，否则就会破坏分类体系内部的平衡与和谐，使得原本清晰有序的结构变得混乱不堪。只有当每个分类都能独立存在且地位平等时，我们才能更好地梳理和剖析事物内在的多样性以及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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