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烈日的夸父，向神发起冲锋的骑士，哪怕结局是注定的，你能说这种壮烈的行为，没有意义吗？
并不能！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属于是人类勇气的赞歌，是责任，是担当，是道义，更是热爱！
如此炽热真挚的情感，你怎能不去称赞和歌颂呢？
其中展现的权谋、智慧、斗争和妥协，更是值得反复回味咀嚼，这些，才是真正的精华，是充足的养分，是可以值得你人生变得更好的、真正的老师！
安卉已经对接下来的改革大戏，变得迫不及待起来。
“关于三个北宋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王安石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关于土地兼并，他曾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的观点，诗名很直白，就叫《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
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他在诗中描绘了夏商周三代圣王爱民如子，国家与百姓财产公有的理想社会。
王安石认为皇帝应该掌握天下大权，所有的财富分配都应出自天子，如果不能实行强力的中央集权，地方的官吏就会凭权力自肥。
他还说，某窃谓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
这方面的态度他终其一生都未尝有丝毫改变。
有意思的是，苏辙也读过王安石的这首《兼并》，并且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一如他石头般的性格一样尖锐深刻。
苏辙说，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
放在今天的语境里，就等于指着王安石的鼻子说你仇富，你想劫富济贫，你掠夺那些勤劳致富者的劳动所得，你是酷吏！
谁对谁错，这里不予置评，请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内心评估衡量。
关于治政的问题，在古代，有个阶层叫做胥吏，所谓胥吏，就是官僚体系里的基层人员，他们是朝廷一切政策的最终落实者。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不就是官吏吗？
还真不是。
传统士大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员，其实并不乐意参与具体而琐屑的行政事务，他们追求的是以儒学思想，教化百姓，往往只是地方名义上的一把手，实际上具体操作都落在了胥吏的身上。
依王安石的说法，就是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论议常耻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当不以世之所耻而废人之为善尔。
这种模式有好有坏，好处在于，由于基层胥吏基本是固定不流动的，而官员却总是会被调来调去，所以有胥吏在，即便官员流动再频繁，甚至出现暂时的空缺，也不会影响地方政务的正常开展。
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是这个意思，胥吏就是铁打衙门最核心的建材。
但胥吏是不能领朝廷俸禄的，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经手的事务挂钩，等同于是从百姓身上收取手续费，且社会地位不高。
如此一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不难预见了。
胥吏又没有前程，又没有俸禄，又手头掌握一定权力，还长期扎根在一个地方。
久而久之，成为当地一霸，欺压鱼肉百姓的情况屡见不鲜。
而那些真正想为百姓为朝廷办事实的胥吏，又因为没有官身，晋升无门。
王安石手下有个‘司法吏’，叫汪元吉，王安石就专门为他写了篇文章，希望朝廷能给他破格晋升的机会，他写道：
其为吏廉平，州人无贤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
由此可窥见王安石的现实主义思想，第一，他不拘泥于墨守成规的社会现状，思考问题从实际出发，第二，他重视有实务能力之人，唯才是举。
关于社会的奢靡风气，王安石在地方治政时，也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扭转这种不正之风。
嘉佑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要说这常州，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苏轼和常州缘分很深，先后去过常州十一次，最后去世也在常州。
但你结合苏轼的政治生涯，也可想象，能让苏轼多次前去的地方，通常也不是什么好去处。
当年的常州，灾害连年，天地荒芜，当地官吏治政又不善，民生凋敝。
诗人梅尧臣曾作诗写道，王安石前任的官员，鲜衣怒马，前呼后拥，排场极大，而王安石则是‘革辔陪泥乌。款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
王安石与梅尧臣应酬时所写的诗，也脱离了风花雪月，甚至超越了对一般日常事物的歌咏，达到了讽喻警句的境界。
比如王安石写的《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
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
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
睆彼天上星，空名岂余匹。
这就是王安石的诗词风格，《兼并》、《耕牛》、《河北民》！
他眼里所见，皆是民间疾苦，他心中所思，皆是朝廷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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