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大文有些难为情。
“还没办手续？”
“恩，她说…… 那个人联系不上了。” 梁大文的声音低了下去，“去深圳打工，人也找不到了。”
“那就想办法联系，市局可以给辖区公安局发协查函，让他们帮忙落实一下。” 我敲了敲桌子，带着提醒的意味：“大文，你不要有心理包袱，我和同志们都希望你过的好，但你啊要记住，你是公安人员，如果她没离婚，她男人哪天回来了，你怎么说？局里怎么给你兜？”
梁大文把手里的烟搁在桌上，烟在桌面上滚了半圈，停在案卷的硬壳封面上。 “姚福彪有老娘，有孩子。” 我站起来，走到他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可以不要媳妇，但老娘和孩子他总不能一辈子不管。想办法找到他，把事情说清楚，把手续走完。这个事不办利索，你俩的关系就是一颗雷。”
梁大文抬起头：“我明白了，李书记。” “明白了就好。你先去支队报到，等腿好了，有的是活给你干。”
梁大文站起来，把拐棍握在手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咧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里有一点傻，也有一点暖。 “书记，她包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改天给您带一盒。”
我摆摆手，没接这茬，只是冲他扬了扬下巴：“去吧，注意身体！”
晚上的东原市区，华灯初上。 位于光明区新华路上的 “聚贤庄” 酒店是定丰县人开的，老板姓赖，和县长赖传鹏是本家。
三层小楼，青砖到顶，门口挂着两只大红灯笼，灯笼上用金粉写着 “原南乡情” 四个字。推开二楼包间的门，一张八人的小圆桌，桌上铺着白色台布，台布上摆着八碟冷菜、四瓶五粮液和两盒软中华。
定丰县长赖传鹏满脸严肃，手里的筷子扒拉着面前的花生米。
原南建筑的老板王镇江坐在主位的右手边，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粗壮的手腕。他今年四十五，从泥瓦匠干到原南建筑的老板，走的是人硬、钱硬、路子硬的路数。
赖三响坐在王镇江对面。此人三十出头，肩宽背厚，脖子比一般人短一截，下巴上有一道斜疤，据说是十七岁在省城火车站扛大包时被人用钢丝抽的，这道疤让他的脸看起来永远带着几分杀气。
郝红霞站在桌边给两人添茶。她今晚穿了一件黑色的女士西装，扣子只系了中间一颗，下身是一条同色的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尖头的小高跟，头发高高地挽在脑后，化了淡妆。
这身打扮不像歌舞厅的经理，倒像哪个机关的女干部，在这间包间里，她的地位比倒茶的服务员高不了多少。
王镇江夹了一块酱牛肉，嚼了两口，把牛肉咽下去才抬眼看向郝红霞道：“你说，慢慢说。”
郝红霞把茶壶放在桌上，站直了身子。 “昨天一帮人来红玫瑰歌舞厅，看着是混黑道的，张嘴就要找姚福彪。我问他们找姚福彪干什么，他们说欠了马家的钱，说吴小翠把马正贵搞进去了，他们要报复。我给他们打圆场说是一场误会，吴小翠不是本意……”
王镇江放下了酒杯，赖三响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沙发椅的皮面往下陷了一块。 “你确定是马正贵的人？”
“应该是。那帮人的车上都糊了泥巴，车牌看不清。领头的小子年纪不大，下手倒是黑得很，一脚就踹倒了我们一个兄弟。”
三响抬头问道：“传鹏，要不要把看门的老金叫过来？”
赖传鹏是定丰县的父母官，也是赖三响的本家兄弟，但是是走正道的。他不像赖三响那样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自然不会轻易和黑道上的人搅在一起，直接摆手道：“算了，一会秘书长和政研室的游主任还要过来，老金他们上不得台面！”
郝红霞把手放在身前，两只手叠在一起，手指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轻轻敲着，“不过，后来他们把枪拍在桌上的时候，我就害怕了，让老金他们不要动手了。”
“枪。” 赖三响把这个字咬得很重。 “枪。” 郝红霞点点头，“手枪，不是土造的。”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枪往桌上一拍，我们的人脸都白了。” 郝红霞咬了咬下嘴唇，“金哥也说这帮人肯定是马正贵手下的亡命徒。马正贵虽然被抓了，但他手里头养的人还在，这些人没别的本事，但是说开枪就敢开枪。”
赖传鹏想深了一层，就扶着额头道 “是不是马家的人很难说。你想想，马正贵都被抓了，我问了估计是死刑，什么人这么仗义，还去找什么吴小翠？这个时候他下面的人现在都想着怎么撇清关系，谁会傻到这个时候去舞厅闹事？”
王镇江的手指在桌面上轮敲了两下：“难道是公安的人？”
“不可能。” 赖传鹏拿起酒杯，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一下，又放下了，“市公安局的人出去办事，从来不搞这一套。公安的人冒充黑社会恐吓群众，这是什么性质的事？被人捅出去，像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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