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原领导乃至同事的亲人过世，出于对悲痛者的尊重和对逝者的尊重，倒不是没有吊唁的习俗，这既是一种人情温度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延续。
但是钟书记父亲十周年祭，除了两父子之外，再无他人到场。显然钟书记并不像常人那般借机铺排场面、彰显关系网络，而是选择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一场私人化的缅怀。
钟毅书记作为副省级干部，没有高香案桌，没有亲朋簇拥，只是两父子以最为朴素的姿态，按照东原的风俗民俗仪轨，焚香、献果、默哀三叩。
这个时候，我作为陪同的县委书记，如果真如常例那般递上礼金、磕头跪拜，倒是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是对这份肃穆亲情的轻慢。我朝着县委副书记，使了个眼色，示意这吕连群不要乱说，钟毅书记其实内心是个很重情重义的人，对礼俗的敬畏远胜于形式的铺陈。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目光仍看着前方，低声道：“这是钟书记的家祭，是私事。我们心意到了，安静陪着就好。”
吕连群立刻缩了缩脖子，恢复肃立，但眼珠依旧观察着四周。
跪拜完毕，钟毅并未立刻起身或离开。他再次弯下腰，开始用手拔去坟头、碑座周围滋生的杂草。
那些狗尾巴草、蒿草，在夏季长得正盛，好在刚下过雨不久，泥土松软湿润，杂草根系浅易清除。
他动作轻缓而专注，拔得很仔细，不是胡乱拉扯，而是捏住草根，用力向上拔起，有时还抖掉根部的泥土。
毕竟是副省级的干部，少有从事体力劳动，不多会汗水很快浸湿了他的鬓发和后背，灰色的衬衣贴在了身上。
有蚊子在他裸露的小臂附近嗡嗡盘旋，叮咬，留下红点，他似乎毫无察觉。
钟壮蹲下身，默默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一把拔下的杂草，也学着他的样子，清理起来。
父子俩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风吹过松柏的呜咽和草根被拔起时细微的断裂声。
阳光炽烈，空气闷热，但他们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只是专注地清理着这一方小小的净土。
半个多小时后，坟前变得干净整洁。钟毅慢慢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又轻轻捶了捶后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李亚男递上打开的矿泉水，他摆摆手：“不浪费了。”只是接过钟壮适时递来的一块毛巾，仔细地擦了擦脸和手。
他站在坟前，望着远处绿浪般翻滚的田野，那里有他刚走过的田埂，有他掐闻过的玉米苗。
沉默了片刻，他才道：“你们不用跟，我随便去地头走走。”
说着，便独自迈步，走上田埂。布鞋踩在松软的泥土上，留下浅浅的印痕。
阳光将他微驼的背影拉长，汗水在那旧衬衣上晕开深色的痕迹。
他走得不疾不徐，偶尔驻足，弯腰查看作物，或与远处田间直起腰观望的老农遥遥挥手。那身影，渐渐融入了那片无边的绿色之中。
我们在原地等了约莫半个钟头，他才从田畴的另一头绕回来，裤脚沾着新鲜的泥土和草屑，神色却比之前更为平和舒展，甚至带着一丝回到故土般的惬意。
午饭安排在钟家的老宅。
典型的农家院，红砖红瓦，院中一棵老枣树亭亭如盖，洒下满院清凉的阴影。
两张旧木方桌就摆在树下，漆面斑驳，布满划痕和岁月的油渍，却被擦得干干净净。
钟毅书记大哥已然离世，钟书记的大嫂和本家的两个妇女在帮忙张罗饭菜。
一位头发花白、腰背微驼却手脚麻利的老太太，系着蓝色的粗布围裙，笑呵呵地从灶间端出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手擀面。
另外一个大姐正把一盘青椒炒肉片端上桌，热气裹着酱香扑面而来。
黄家集乡乡党委书记杨文贵和乡长程门雪两人也忙着前后照应，钟毅书记到家之后倒也不在端着架子，只含笑点头致意，便挽起袖子帮着招呼：“都看看，谁还没有位置。”
位置倒是都坐满了，只是没有饭店里的高档座椅，只有几条长条凳和几把竹椅，有的凳腿还垫着半块红砖。
众人落座之后，都没在客气，面条筋道，透着纯粹的麦香。一碟金黄油亮的炒鸡蛋，一盆用香油、醋和蒜末拌得清清爽爽的黄瓜，还有一小碟黑亮的酱豆子和淋了辣椒油的咸菜丝，再加上之前的炒肉片便是全部菜肴。
“不知道要来公社和县里的干部，没啥好的，就家里这些，凑合吃口。”大嫂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
东原市从八十年代初期陆续取消了人民公社，改成了乡镇人民政府，但是广大农村的群众，依然是习惯性地把“公社”二字挂在嘴边。
“大嫂，这就最好。”钟毅已经自己动手盛了满满一碗面，浇上点面汤，夹了一大筷子鸡蛋和黄瓜，就着咸菜，大口吃了起来，“还是家里的面香，鸡蛋味儿也正。”
我们都围坐下来，自己动手盛面。李亚男熟稔地给大家分着筷子。吕连群尝了口咸菜，赞道：“大嫂这咸菜腌得真好，脆生生的，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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