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公司内部，总公司与各分公司的矛盾自古有之。矛盾的核心，无非一个钱字。
汉文帝前元五年解除盗铸禁令，诸侯王开山铸钱。吴王濞靠一座铜山富可敌国，史载 “富埒天子”，为七国之乱提供了财力基础。
元鼎四年汉武帝下诏：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将铸币权收回。
晚清，1900年粤省试铸铜元，后清廷下令各省仿造。名义上铸币权依旧在清廷，但各省督抚开设铜元局，自行铸造、自行牟利，财政失控。
民国，军阀们不但铸金属钱币，还大量印发在各自实控区内强制流通的军票和纸币，金融秩序乱作一团……直到四九后，乱局才真正结束。
乱局虽然结束，但需要不断的调整。
大型集团公司的管理，是极为复杂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万金油的办法。
前面的调整就不提了，眼下集团公司内部采取的是80年2月开始施行的“包税制”。
大致就是……总公司与下面各分公司商量好一个上缴基数，各分公司在缴够基数的基础上，多收多得，少收自担。
分公司的情况各有不同，基数是没有定数的，全靠谈。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各分公司创造利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与此同时，各分公司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强烈的动力，尽量多的留下盈利，用于自身发展。
问题出现了，分公司留下的越多，总公司得到的就越少。
与此同时，集团公司还持有一家银行。
总公司和总行绑在一起，下面各分公司与对应的分行绑在一起……
具体的就不展开了，不然费力巴拉的一顿敲，最后要么删要么改，瞎耽误工夫。
总而言之，在 “铸币权”都不可能再放出去的前提下，可操作空间落在了一个“贷”字上。
总公司和总行一个思路，分公司和分行一个思路。
所以，只要核心架构不作调整，甭管宏观还是微观，也甭管什么一二三十五六的，全都是白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久而久之，总公司越来越穷，总行也成了摆设。
这方面的改变，曲卓知道一些，很复杂，很多年里分成多个阶段完成。
其中最直接的手段是，取消每个分公司配有一间分行的格局，打破了左手倒右手的架构。
曲卓只是大概知道有那么个事儿，最终软着陆了，成为全世界的经典案例。
但是，其中具体的操作细节就不知道了。
知道他也不敢乱说。
是真的不敢。
因为，任何事都有好有坏。甚至做好事，也要付出代价。
总公司与分公司的矛盾永远都会存在，尤其是对大型集团公司而言，就不可能有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高招儿。
记忆中的“当年”，虽然软着陆了，但副作用不是开玩笑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从头再来》那首歌。
曲卓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乱扇翅膀，会让大街小巷播放《从头再来》提前上演，还是在问题不是很严重时消解掉。
这口锅太大，没那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他不敢沾。
“你说说，怎么就丢人现眼啦？”梅宣宁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使出激将法。
曲卓靠在靠背上仰着头不吭声，默默琢磨了一阵，开口：“我说三个人，你记一下，以政经高校的名义邀请他们来讲学，车马费我出。”
“哪三个？”梅宣宁把手里的文件反过来放膝盖上，兜里掏出支钢笔。
曲卓看他一只手费劲，把纸和笔拿过来，快速写下三个人名和简单的背景。
递回纸和笔说：“詹姆斯?托宾，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凯恩斯主义代表，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专长是货币投放、信贷、总需求管理、工资与通胀连锁机制，正适配眼下的情况。缺点是……纯理论学者，没有实操经验。
第二个叫奥特玛?埃明格尔，前西德央银行行长，在抗通胀和央行货币政策方面是实战派。
第三个是阿莱克?凯恩克劳斯，戴英战后首席经济顾问。既懂理论，又深度参与了价格管制与经济恢复，熟悉行政手段加市场工具混合使用。”
“都是大专家，能请得动吗？”梅宣宁皱眉。
“西方世界非常希望同化我们，邀请他们的经济专家给我们的高校学子上课，大概率会非常愿意。”曲卓语速很慢：“所以，只听他们的理论和经验就好。
国情不同，目标不同，方法也是不同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我们只借鉴，不能照搬。”
“嗯。”梅宣宁点点头，琢磨了一阵，问：“你知道弗里德曼吗？也是经济学家，80年来过，很有学识。”
“弗里德曼……”曲卓默默在“资料库”中寻找这个人相关的内容，摇头：“那老货主张彻底自由化，全盘紧缩。不能听他瞎忽悠，真要有人听进去了，搞不好要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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