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像大飞机这种以后能为我们的国家与民众带来高额利润的产品是不能放弃的。像运十这样的飞机有两百多万个零件组成，它牵涉到精密制造、发动机技术、飞控技术、计算机技术、材料技术等等行业。
一架大飞机生产出来直接带动的就业是几十万人，间接带动的就业是上千万人，牵涉到的产业链上下游工厂是上万家，甚至数十万家。
这后面是多少人的就业与高收入问题？是多少个家庭生计问题？这样的项目一旦下马，我们就会有上千万人只能去从事低端的衣帽加工等工作，一天的能赚上几块钱就烧高香了。
但如果运十能够成功商业，那么这些上千万的人可以每天干着八小时，周末能休息，还一个人的收入可以让一个家庭生活的很滋润。
因此，我觉得我往这里面砸进去数十亿的投资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卫华雄说的虽没有慷慨激昂，但却听得宋立宁心潮澎湃。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原来这后面牵涉到这么多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对高科技的投入不够？”宋立宁说道。
“不，其实我们对高科技的投入反而太过热了，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源与资金全投到了高科技里面去了，只要是美苏欧有的高科技我们哪怕是全民节衣缩食都要投入与发展。
按道理来说，我们全国这么多的人每年产出的效益是能让我们的国民生活的更体面的，可事实却相反，我们节衣缩食的产出一些高科技产品反而让我们过得不好。
我国现在每年在高新技、高科技方面的投入占到了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但是高科技不能当饭吃啊，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产生不了收益。
为什么产生不了收益呢？因为美苏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产品卖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而我们的国民却消费不了这些产品，为就导致了我们节衣缩食搞出来的好东西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
为了减轻这个负担，国家的好多科技项目下马，为国家财政减负。而这些减负的项目中，我觉得大飞机减的太可惜了，我愿意接手这个项目。”
宋立宁钦佩的点了点头：“华先生真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且爱国的商人，你的这一举动挽救了中国的一个行业以及无数人的就业问题。
我看过你之前在不同场合讲的一些话，且写的一些文章，比如你就倡导‘服务型政府’，以及国企改革要为企业减包袱的问题。你是怎么想到这些问题的？又为什么是这样的观点呢？”
“其实问题还是一点：既我们在改开，打开国门了，必然是要帮我们把我们的生产的产品卖到国际上去，也引进外面的产品进来，让他们与我们的产品进行竞争，谁好谁坏让市场来决定，这也有促于改进我们的产品的工艺。
而要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国际上去，那就存在于一个问题：即我们产品的竟争力的问题。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外观最好看？质量最优秀？技术更先进？服务最体贴？价格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几点，那么我们的产品就会在市场上被人打败，一旦打败，连带着国内的市场也会失败，那么这类的企业就会倒闭，一倒闭那就是多少人的下岗失业的问题。
而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根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第一，他们生产的产品根本不考虑用户、不考虑市场、更不考虑价格、还有什么美不美观之类的问题，因为现在国有企业是配额制，上面下发生产单他们只管生产就行，别的不管。
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几个方面与国外的产品竞争起来会吃败仗，所以要为国有企业减成本、引进竞争机制，先让他们在国内学会自我竞争了，再去国际市场与国外的产品竞争。
很显然，什么厂办学校、厂办医院、厂办商场、厂办电影院等等都是国有什业的额外成本，这统统都得减掉，改为缴税让地方政府承办制。
还有竞争制，要取消计划办，不要搞什么配额，直接竞争。比如某厂年终要采购一批缸头了，直接全市或全省或全国采购，谁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服务好就采购谁的。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在面对国际产品冲击时，我们也能顶得住，甚至能在国际上卖得好。”
“那如果某些企业竞争不过，经营不好，最后倒闭了呢，这些人失业怎么办？”宋立宁问道。
“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决定因素就三点：一是有没有好技术？二是有没有好的管理？三是有没有好的营销？
有些企业经营不好证明这个领导班子不行嘛，既然不行那就换，无论是空降还是让工人们选举出来，谁把企业带活谁就是好领导。”
“那除了为国企减负的问题，还有你说的‘服务型’政府具体是什么想法？”宋立宁问道。
“服务型政府就是字面意思，政府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开展工作的。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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