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朝阳忽然反问：“武松打虎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什么？”
胖作家：“主题是表面上是表现武松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隐藏的主题是表现北宋末年民众生活困苦，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象。”
孙朝阳继续问：“武松的人物形象是什么，又是如何塑造的？”
胖作家：“武松刚到酒店的时候，通过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表现出他豪迈的性格。在遇到老虎的时候，临危不惧，表现出他奋勇向前，不惧艰险的勇敢品质，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
孙朝阳：“这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分别是什么？”
胖作家：“起是山中有老虎伤人，承是武松怀疑店小二想赚自己店钱，一意连夜上山，结果果然遇到老虎，武松奋起反抗。转则是，他提起哨棒当头朝老虎打去，但棍子却因为打到树上断了。武松虽然失去了武器，却毫不畏惧，用拳头将老虎打死，最终度过这一危机，这是合。”
孙朝阳端起酒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哈哈大笑：“那我问你，《水浒传》作于哪一年？这个故事的每一幕是否符合三一律，就时间的一致，地点的一致和表演的一致的原则。整个故事，是否包含所有记叙文所需要的一切要素？你也别跟我说，罗贯中施耐庵看过亚里士多德的着作，跟人家学的？水浒传成书晚，咱们再说说《唐传奇》，那里面的故事也是跟古希腊人学的？”
孙同志说发了性：“咱们最后再说语言格式，刚才这位胖同志说，新文化运动时，现代小说的遣词造句用的都是欧美语言的规范。”
胖作家站起来：“是，我说过。”
孙朝阳：“独秀，你坐下。”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问：“什么是欧美语言的结构，主谓宾定状补吗？就拿刚才我说的水浒传来说，语法和现代汉语有区别吗，现在别说各位作家，就连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工人都能看懂，请问，古人又是从哪个欧洲人那里学的语法？”
“现在有的人口口声声必谈西方，仿佛西方的都是好的，我们中国的都是差的落后的，就连小说也得学人家。那么，问题来了，小说是什么？”
孙朝阳：“小说就是故事，让人看得懂的故事。回到意识流小说的争论上，那玩意儿在我看来纯粹就是胡言乱语，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学流派出现呢？”
旁边史铁森忍不住问：“为什么？”
孙朝阳：“那是因为白人的DNA跟咱们不一样，DNA就是脱氧核糖核酸。表现出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天生对鼠疫具备免疫力，而古代欧洲，黑死病一死就是一大片，把微尼斯死成一座空城。另外，中国人天生对酒精不耐受，喝烈酒的时候会过敏，会头疼，会口中发干。白人却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能够体会到酒精的美妙之处，也很容易上瘾。其实，白人最大的缺陷是脑子容易出问题，容易抑郁和发疯。贝多芬晚年疯了、凡高疯了、丘吉尔有心理疾病，英国有个啥国王，大几十岁的人了还口吃，话都说不囫囵，明显就是情感障碍。我估计，意识流就是某作家在发疯时的作品，就好象凡高所画的《星月夜》。在一群疯子中，疯子所写下的胡言乱于自然能获得共鸣。咱们中国人是理性的民族，对这玩意儿可不会感同身受。你们要学意识流，先得把自己弄傻，不然怎么样都是东施效颦。”
他这番话，简直就是暴论。
众人都听得目瞪口呆。
须臾，白头发中年作家说话了：“孙三石你是不是喝多了，当着中协的领导胡言乱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那个着名学者，大学教授，其实你就是个下乡知青，高中都没有毕业。”
这已经是人身攻击了，孙朝阳却不恼：“在座各位中有大学文凭的作家好像没几个，至于插队知青，好像也不少。”
获奖作家们表情都显得尴尬。
白头发意识到自己失言，恼羞成怒：“孙三石，你不就是写了个短篇小说，拿了个大奖吗，就觉得自己不得了啦。你的那个连载，什么《寻秦记》，我看也是发疯时写的东西。什么现代人跑古代去了，还妻妾成群，还成了封建王朝的走狗，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还有，你那小说大量香艳情节，纯粹是本黄书，就应该抓起来判刑。好好好，你要说中国古典文学，我跟你扯。古人在谈起文学创作的时候，首重教化，所谓，言为心声，不平则鸣。再座各位作家的作品都在宏扬时代精神，乃是青年人的表率，你呢，跟你坐在一起，实为我等之耻。”
孙朝阳：“首先，我的连载小说发表在国家正统出版发行的刊物上，三审三校，依法合归，据我所知，你不是执法部门吧，凭什么对我的作品指手画脚？还好你不是文化稽查单位的领导，否则说不好要安我一个满口黄牙罪了；其次，我的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至少比那种痴人梦呓式的意识流更让大家喜欢。劳动人民喜欢的你不喜欢，劳动人民赞成的你不赞成，你算老几？伟人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说过，文艺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请问，意识流文学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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