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暗表，‘算’是汉朝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后第四年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加上五算就是720钱，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结婚，就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或许有人会认为不高，实际上在当时并不算低，以整个西汉的粮食均价每石100钱上下的标准来算，720钱可以买到七八石粮食，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仅仅因为没有及时结婚，一年的口粮就没了。
田丰说完，其他大臣也都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补充，“激励生育”的基本国策便又增加了几点道：
男女若在二十岁以上不婚嫁者，父母子女每年罚钱各五百钱。
男女若在二十五岁以上不婚嫁者，可由官府强制婚嫁。
男子贪龙阳而不娶者斩，女子贪百合而不嫁者罚为官妓。
金良想起后世那些寄生官僚们扒房拆屋、抄家灭门、强制拘留孕妇、强制大月份引产等灭绝人性、惨绝人寰、天理不容、丧心病狂的行径，气愤填膺，不可遏制。
不能再做那种断人子嗣生孩子没**的事情，金良不走那个所谓盛世的歪道，他积极顺应国人多子多孙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人间正道，规定道：
一个女子必须要生两个孩子以上，只生一个孩子，每年罚社会抚养费一百钱，直至生两个才免除罚款；
孕妇肚里的宝宝亦是一条生命，亦受大汉律例保护，若有人跟孕妇生气斗殴致使孕妇流产者，一律视为杀人罪，特别是各级官吏，不准因为收税、罚款等狗屁行政狗屁执法而伤及孕妇，若是有官吏伤及孕妇的，不但涉事官吏被判处杀人罪，重罪惩处，连举荐该名官吏的官僚也要免职。
大汉还没有出现朱熹那个存天理没人性的王八蛋，封建礼教还未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妇女的禁锢也并不严厉。比如对妇女的再嫁，在当时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丢人卑贱的事。这从刘兰芝被焦仲卿的老母休回娘家后县令、太守遣媒说亲便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情况如蔡文姬初嫁匈奴河东卫仲道，再嫁匈奴左贤王，曹操用金璧赎回来后又允嫁董祀，虽两次改嫁却不减身价。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同归成都的故事，还传为美谈。所以暂时还没有“女子从一而终不能改嫁”的歪风陋习，这时候的礼法并不禁止“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
金良便在“激励生育”的基本国策里添加一条道：夫妻成婚后一年内未有生育者，必须接受官府医疗检查，不论任何一方有疾病不能生育，都必须离异，让能够生育的一方再行婚配；妻子亡故，丈夫必须另娶，再生子女，丈夫亡故，妻子可以守寡，若是寡妇另嫁，可获官府奖励。
有的大臣家中多有妻妾，便举手问道：“贤霆公所说的‘生二个孩子以上者每多生一个可获官府补助’，在下有些不明，我家里有六个孩子能否得到补助？再者，这个官府补助，是怎么样一个补助法呢？
金良认得他，新任的将作大匠李植，知道他生性吝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哪怕是利用孩子赚钱，便哈哈笑道：“李大匠，莫要太过贪心了。生两胎以上者，指的当然是母亲，而不是父亲，要是你一下子娶上十个妾侍，生下来几十个孩子，难道朝廷都给你补助不成？！这样一来，大家都不用干事了，天天在家里敦伦生孩子算了!”
内阁里哄堂大笑，将作大匠李植羞惭地把手放下。
金良止住笑容，耐心解释道：“生二个孩子以上者每多生一个可获官府补助，这条法令日后会有详细的解释条款，我现在就稍微解释一下，一个母亲只生一个孩子，要向官府缴纳社会抚养费，大概是每年缴纳一百钱，直至生了第二个孩子，才免除社会抚养费，若是她生了三个孩子，官府要给她这第三个孩子补助，大概是一年一百钱，若是她生了四个孩子，官府给第四个孩子补助，大概是一年二百钱，以此类推。”
刚才那个举手发问的将作大匠李植再次举起手，怯怯地问道：“将军，现在钱这么贬值，只是发一百钱。尚且买不到一斗米，一斗米如何能够养活一个小孩一年呢？这样的补助很难吸引百姓们多生子女！”
金良皱起眉头，想了一下。后清和谐年间那些寄生官僚给独生子女的奖励不过是区区百十元，根本无法抵御国人“多子多孙生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同样自己这微少的补助也无法保障那些孩子多的家庭的生计。他们要是养活不了，他们就不会响应国策去多生孩子。
金良心里细细盘算了一下，便道：“这样吧，前两个孩子要自己养，第三个孩子，官府一个月补助三斗粮食；第四个孩子则是一个月补助四斗粮食；第五个孩子则是一个月补助五斗粮食；如此类推，多生一个孩子就多些补助，不过。这些补助只发到孩子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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