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楼，走出办公楼大门，冷风“呼”地一下灌进来。
食堂是一栋只有两层的小楼，灰白色的外墙，窗户不大，有几扇开着，冒着白色的热气。
门口立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日菜谱，字迹潦草，红烧鱼块、宫保鸡丁、西红柿炒蛋、醋溜白菜、紫菜蛋花汤.....家常菜，没什么稀奇的。
打饭的窗口开了四个，每个窗口前都排着不长的队。
按照刘萌萌的说法，189大部分还都是走读的学生，中午要么回家，要么在学校周边的小吃店，只有少数住校的和老师来食堂解决。
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声音在贴着白瓷砖的墙壁间来回弹，嗡嗡的，像一窝蜂。
空气是食堂特有的，油烟的、醋的、蒜的，混在一起的，说不上香也说不上不香的气息。
孙朝阳打了一份红烧鱼、一份醋溜白菜、一份米饭，端着托盘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李乐跟着打了个宫保鸡丁和西红柿炒蛋，坐在他对面。塑料的托盘是橘红色的，边角有些磨损，露出底下灰白的底色。
孙朝阳夹起一块子鱼肉，看了看，放进嘴里。嚼了几口，没说什么，又夹了一筷子白菜。白菜切得很大块，梗子多，叶子少，炒得有些过了，颜色发灰。他吃得不快，但不停，像是在完成任务。
李乐尝了个宫保鸡丁，味道一般，甜味重了些，酱油放得不少，西红柿炒蛋倒还行，酸味够，就是鸡蛋少了点儿，稀稀拉拉的在番茄中间若隐若现。不过对于五块钱的标准，还指望啥。
吃到一半，孙朝阳忽然开口，“你觉得，今天那几个学生怎么样？”
李乐筷子没停，想了想，“挺正常的。”
“正常？”孙朝阳抬眼看他，筷子上还夹着一片白菜叶子。
“我上高中的时候，”李乐说，“也见过这样的。可能没这么直接动手，但那种劲儿，差不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其实什么都不懂。觉得自己能摆平一切，其实什么都摆不平。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其实谁都不欠谁。年轻嘛。”
“年轻，”孙朝阳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谁没年轻过。但年轻不是犯错的理由。错了就是错了，得认，得改。不改，就得有人让他改。”
李乐没接话。他知道这话不是在跟他说的，或者说，不完全是。
孙朝阳又拿起筷子，把碗里剩下的几粒米饭拨到一起，送进嘴里。然后他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纸巾是那种粗糙的、发黄的卫生纸，一擦就有纸屑留在嘴角。
“下午你跟着王佳玉理档案。”他站起身，把托盘端起来，“档案室在三楼，东西不少，慢慢理，不急。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好。”
孙朝阳又看了李乐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审视，又像是某种试探，又或者，只是一个中年人习惯性地打量一个新来的年轻人。
“你学社会学的？”
“是。”
“那你来这儿，想看到什么？”
李乐想了想，“想看看，什么样的学生在这样的学校里，什么样的老师在教他们，什么样的校长在管这所学校，什么样的社会在等着他们。”
孙朝阳看着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慢慢看。”他说，“看久了，你就知道了。”
说完，他转身，朝食窗口走去，指指点点，随后端了一份儿饭菜，走出大门。李乐估摸着，这是给还在办公室里挖空心思些检讨的那个刘健的。
宽大的西服随着孙朝阳的步子甩动，藏青色的背影在灰白色的墙壁衬托下，像一个沉默的问号。
下午的活儿没什么可说的。档案室在三楼，一间朝北的房间，不大，靠墙立着一排铁皮柜，漆成浅灰色，柜门上贴着标签，标注着年份和专业。
窗户不大，朝北，光线不太好，冬天下午三点多就暗了，得开灯。
王佳玉给了李乐一摞档案，让他按年份和专业分类，再按学号排序，归到相应的档案盒里。
活不重，但琐碎，需要耐心。李乐就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子前，一页一页地翻，一份一份地归。
档案里的东西，说来说去也就那些。
学籍卡、成绩单、奖惩记录、体检表、家庭情况登记表……每一份都差不多，每一份又都不一样。成绩单上的分数，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干脆空着，大概是因为缺考或者休学。
奖惩记录，大部分是空的，偶尔有几份写着“某某年度被评为三好学生”或“某某年度在区级技能大赛中获得三等奖”。也有几份写着“某某年某月因打架被给予警告处分”，处分决定附在后面，红头文件，盖着学校的公章，字迹工整，像是一份正式的文件，而不是一个年轻人犯了错的记录。
家庭情况登记表是最有意思的。
父母的职业那一栏，写什么的都有。工人、务农、个体户、下岗待业、外出务工，偶尔也有几个写着“某机关”或“教师”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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