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公款吃喝、大吃大喝这样的风气也越来越严重，钱放在这样的官员手上，还不如让老百姓自己得到实惠。
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华夏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其实物价也会不可避免地上涨，造成货币的贬值。人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十年前一个月生活费大概几十块钱就够了，现在一个月起码要两百块，再过十年，可能就要六七百块钱。从这个角度来说，村民选择长期领取补偿金就未必划算。
为此，包飞扬提出来第三种方式。那就是村民可以将他们的补偿金拿出来投资，投资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村集体和乡政府可以在得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利用补偿金创办集体企业，这种集体企业和过去那种村办和乡镇集体企业不同，以前那种村办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是虚置的。八九十年代我国集体经济的发展很快，但是真正因为集体经济而实现普通集体成员致富的很少。因为这些集体经济大多可以归结为村办、乡镇办企业，产权是虚置的。普通的集体成员并不能够获得企业发展的红利。
当然，也有如华西、旗忠等村集体因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全体成员共同致富的目标。但是更多的集体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并没有给集体成员发放红利。并且后来大多都私有化了，还留下很多历史遗留问题。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所谓的村办企业虽然是以集体名义办的，但是普通的村民作为集体成员并没有参与到当中去，没有参与投资，没有参与决策，也没有参与管理，就算是在企业里工作，和普通的工人也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集体企业能够发展起来。与企业的经营者有很大的关系。
而包飞扬提出来的这种新的集体企业模式，前提就是产权很明确，就是属于这些拿钱出来的村民的。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必须要同村民们一起分享红利。
当时在会上包飞扬还提出来，采用这种方式截留村民的补偿金，必须首先得到大部分村民的同意，并且最后形成具体方案还要报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核，一定要杜绝那种拿了老百姓的钱。却造成挥霍浪费的情况。
现在霍迎才拿这两件事出来作为挡箭牌，包飞扬暂时还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只是点了点头对他说道：“这样吧，这件事你让大家都准备一下，明天我还有事，后天大家碰头开个会，管委会、乡里、村里，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要来，我们详细讨论一下这个事，我的原则是，不能够让群众有任何反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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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工作不好做啊！”刚刚包飞扬在和霍迎才对话的时候，并没有回避陈文斌，两人回到车上以后，陈文斌颇为感慨地说道。
包飞扬示意司机开车，他笑了笑说道：“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做，机关和企业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地方太大了，对很多事情的控制不如企业那么直接，而且责权利的结合也没有企业那么紧密，所以大家都是在做别人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认真负责，都按照规矩来，那事情就好办多了。最怕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陈文斌点了点头，他虽然没有基层政府的工作经验，但是作为江北省船舶工业总公司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管理者，陈文斌并不缺少这方面的眼界，他也看出霍迎才确实有些拿政策当挡箭牌的意思，至少他们是曲解了政策的最初目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可谓是深得华夏官场的精髓，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不免要受到影响，就算是包飞扬，也不能够例外。
比如田湾的开发，要将田湾打造成为海州的重化工业基地，按照政策是必须要报省里批复的，如果按照海州规划中的那个规模，那必须得到国家计委的批复，但是海州显然也没有这样做，他们将整个田湾划出船舶工业园区、炼化工业园区等几个板块，一个一个拿到省里批，自然就更容易通过。
就算是这样，在省里对田湾船舶工业园区还没有批复的时候，田湾的拆迁征地工作都已经完成，并且开始前期的土地平整和三通一平工程。这当然也不能责怪临港经济开发区故意违规，实在是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效率不高，要是真的什么都按照规定来，等到所有的审批手续都办好了，大概黄花菜真的凉了。
临港经济开发区既然是这样做的，那么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下发的政策和决定到了下面，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就连太祖老人家当年也会说他的指令只在燕京城的范围内有效。归根到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老传统在作祟。
地方上是这样，其实企业的情况也差不多，江北省船舶工业总公司的情况就好不到哪里去，总公司的政策到了下面，真正能够贯彻到位的，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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