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何祥坤坚持的湘鄂赣游击战，转入统一抗战。三年多的游击战，浴血奋战，转战湘鄂赣边区，为红党保存了五百多名党员干部和近四百名革命战士。
国共合作谈判后，何祥坤夫妇所在湘鄂赣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个支队的第一团，由支队副司令员率队奔赴抗日前线。
何祥坤则留在平江县新成立的新四军一所留守通讯处，担任主任，在后方根据地坚持斗争，组织和领导边区的抗日支前工作。
国党右翼反动派嘴上合作，实际上却暗中蠢蠢欲动，伺机打击和剿灭国
党抗日力量。
面对严峻而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何祥坤深深感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并告诫一直留守在通讯处的战友们.
“我们在国党统治区坚持斗争，是在老虎嘴里翻筋斗，要百倍警惕......”
随着国军在抗日战场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平江等地也岌岌可危。
后来，国党第九战区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调防平江，不仅抢占民房，大肆抢掠老百姓财物，并且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摊派和征求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他们这些遭遇军抗日是假，打着抗日旗号坑害老百姓是真。”
平江民众深受其害，苦不堪言，群情激愤，纷纷前来新四军通讯处，向何祥坤控诉，极力要求制止无耻行径，严厉制裁这些祸害老百姓的遭遇军。
日寇铁蹄蹂躏，民族危亡之际，面对老百姓的控诉，何祥坤内心愤慨非常，但他只能从抗日大局出发，想方设法平息事态。
何祥坤一方面亲自出面找杨森所在部队交涉，一方面尽力做好安抚百姓群众的说服工作。
“当前，打日本鬼子是头等大事，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杨部虽然很坏，但事态还没到没法挽回的地步。毕竟，他们没有公开投敌，需要我们耐心地做好争取工作，努力将其拉到抗日阵线上来。”
令人痛心的是，共党团结抗日的良好愿望和善意举动，不但没有让国党反动派的敌对行径有所收敛，反而在日寇“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略下，总统集团将矛头对准了共党。
开始变本加厉地对共党抗日根据地进行挑衅和破坏，制造摩擦，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后方机关予以偷袭。
对何祥坤领导的新四军通讯处，杨森早已怀恨在心，之前一直没有动手，只不过是没有找到发难的理由和借口罢了。
可是，在得到国党高层的授意下，杨森开始肆无忌惮地针对通讯处，故意制造事端，伺机痛下杀手。
诬陷通讯处有“收留土匪，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和嫌疑。
假意从国共合作大局出发，“便于联系”为由，让通讯处搬到县城，企图切断共党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便于寻机偷袭。
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何祥坤何等聪明，自然能洞察和识破杨森部“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险恶居心。
根据日益恶化的抗日形势，何祥坤及时以变应变，原本30多人的通讯处一下子精简到十几个人，并转移和隐藏机密文件和枪械等重要物资，以防不测。
形势严峻，何祥坤一方面提醒同志们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一方面做好了随时献身的准备，提前向妻子朱思娣交代后事。
“如果我牺牲了，你要革命到底......”
1938年夏季的一天，杨森接到了国党总统密令：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人员何祥坤等就地处决。
当天下午，何祥坤正在通讯处忙碌着接待当地的老百姓的采访。
出乎意料，不速之客登门。杨森的一位部下突然造访，并通知何祥坤，让他立刻赶往区公所参加一个商议抵抗日军会。
有所警觉的何祥坤原本拒绝不去，但出于维护抗战大局，也预防给国党落下口实考虑，最后毅然决然告别乡亲和战友，他只身跟随杨森的部下离去。
“啪啪啪......”
突如其来，一阵枪声响起，敌人的子弹雨点似的喷泻而来，躲闪不及的何祥坤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原来，在通讯处不远处，早已埋伏了国党士兵。
只等待何祥坤走出通讯处大门几十米远的时候，走在何祥坤身旁的杨森部下突地干咳了一声后，便一闪身躲进了一个小巷子。
得到号令的士兵们突然扣动扳机，十几支枪一起开火，罪恶子弹射向了何祥坤，猝不及防。
中弹后的何祥坤强忍着伤痛，对着国党反动派高喊：“不许破坏团结抗日！”
而后，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对着通讯处方向发出报警呐喊声：“反动派下毒手了，同志们快跑！”
何祥坤壮烈牺牲，年仅42岁。
杀害了何祥坤，国党反动派仍不罢手，企图斩草除根，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何祥坤的妻子朱思娣和五岁的儿子何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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