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的水汽裹着硝烟，黏腻地糊在清远镇的营寨木墙上，凉丝丝的潮气渗进甲缝，激得崔敬之指尖微颤。他站在寨门箭楼上，粗糙的指腹反复摩挲着腰间半旧的虎吞剑柄——吞口处的鎏金已被岁月磨得发乌，却仍能感受到铁骨的沉实。目光越过浑浊奔流的江面往东南方望，广府的方向只剩天际线处一抹不散的灰烟，熏得低空的阴云像被烧糊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人心上。
他的玄黑甲胄早看不出原本的光泽，前襟沾着大片干涸的血渍，硬得像块铁板；左肋的甲叶被弩箭贯穿出个不规则的缺口，边缘卷着焦黑的木屑——那是叛军火攻时溅上的。绷带在甲下缠了三层，渗血的痕迹已发黑，每动一下，伤口就扯着疼。三天前，广府城下坊的那场伏击至今仍在眼前：弓弩如雨从巷弄里射出来，他刚收拢的生力军像被割的麦茬般倒下，连他亲卫举着的“崔”字大旗，都被射得像筛子。那是他挽回广府的最后希望，就这么在喊杀声里烟消云散。
从花尾区撤到清远镇，三十里珠江岸线成了催命的路。不明武装的骚扰就没断过，有时是蒙面的乱民，有时是穿叛军号服的散兵，七次接战打下来，兵卒像漏沙似的减少——每晚都有人趁黑逃，行路时稍不留神就有人掉队，再找时只剩一滩血和半截兵刃。如今收拢的残兵不足三千，营寨外的鹿角都凑不齐，只能拆了附近镇民的木门、家具堆着当屏障，木头缝隙里还填塞着百姓没来得及收的秸秆和树枝。
最疼的是心腹部属的折损。世子梁公宜突袭留司的那个雨夜，他的亲卫营在前后乱战里拼到只剩三成——那些跟着他守了岭南十年的老兵，有的在火里抱着叛军滚下城墙，有的为了护他断后，被乱刀砍得辨认不出。如今收拢的这点人手，连熟悉广府街巷、能当向导的都没剩几个。崔敬之抬手捶了下箭楼的木柱，指节泛白：“若不是这群崽子没了，凭他们扎根地方的本事，怎么也能再调些乡勇来，何至于这般捉襟见肘。”
更糟的是粮秣的损失。他早派了人去花尾区到番禺港之间清野坚壁，可那些港市的守卫要么畏缩不动，要么疑似与叛军暗中勾连故意拖延，眼睁睁看着囤积的粮草、甲胄、钱帛落入敌手。前几日的探哨报告，清清楚楚看见叛军押运的钱粮物资车队往广府运，车轮碾过的路上，撒着没捆牢的稻子、布帛，被马蹄踩得烂成泥——那些本是要运去北地支援战事的军资，还有海外诸侯的藩贡；如今全成了叛党招兵买马的资本。
而十几波信使派出去，回应者寥寥。只有三家肯带兵来：运司的漕营撑着破船从水路来，船板上还沾着江泥；盐铁巡院的卫士挎着短刀，个个身上带着伤；近海巡检司的人更狼狈，连号服都没穿齐，手里握的还是捕鱼的钢叉。其余防镇的兵要么说“营中哗变，自顾不暇”，要么干脆闭寨不出——崔敬之心里清楚，不过是看他势弱，怕被连累罢了。
唯一的慰藉是海兵队。那些他昔日在海兵署当差时的旧部，驾着二十几艘快船从水路赶来，船仓里装着火药、火铳，连船工都带着短刀，上岸就帮着加固营寨。崔敬之望着江面上海兵队的船帆，紧绷的下颌稍缓，可转眼想到光荣水师，又沉下脸——那支握着重兵的水师，态度暧昧得像雾里的影子。
光荣水师的第二、第七舰队就驻在珠江口，散步在沿岸、岛屿的驻泊地，数万船工、水夫，加上随船的战兵、军港驻防兵，若是能来，足以从侧后方夹攻叛军。可水师提调的回信只有轻飘飘一句：“情况不明，不敢擅离汛地”。崔敬之知道，这是坐观成败——既不帮他，也不投叛军，就等着看洛都的风向。
好在水师没把事做绝，仍许他的信使借水道通行。崔敬之捏着信使带回来的水师回复，指腹蹭过上面的水波纹：“留着余地，倒也不算蠢。”只是这份“余地”，在叛军步步紧逼的眼下，实在太渺茫——北地战事吃紧，朝廷大军抽不开身，岭南的兵力本就“内重外轻”，全堆在广府、沿海、珠江水道这些枢纽，如今广府一丢，就像断了脊梁。
大都督府名下的兵马看着多，实则早被拆得七零八落：诸卫营缺兵，屯营的粮少，巡城兵多是临时拉来的民壮。广府留司的指挥体系一毁，这些散兵就成了没头的苍蝇，短时间内根本聚不起来。岭外的江西、福建兵，安南都护府的人马，就算想来援，也得走个把月——远水救不了近火。
留司的两位同僚也指望不上。侍御史魏岑在外巡察，手里只有例行的亲随扈从，就算从桂州赶回来，也没调动地方驻军的权宜；唯一的希望是三司判事卢景——他在韶州督运军资，手下有护路军和漕营，兵强马壮。可卢景性子死板，没朝廷明旨绝不肯轻易动兵，崔敬之得先在清远站稳脚跟，才能让他相信“平叛有戏”，否则连这位同僚都要失去。
“任上出了这等叛乱，我崔敬之罪责难逃。”他对着江面低声自语，虎吞剑柄硌得掌心发疼，“可就算将来被槛车押回洛都，死前也得把清远守住，给朝廷平叛铺条路。”风卷着江腥味扑过来，他抹了把脸上的潮气，目光重新变得锐利——守住清远，就挡死了叛军沿珠江北上的路，这是他最后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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