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笔记本拿起来看了看，里面的字迹于东认识，是程砚秋的。
“这笔记本是什么情况？”
程砚秋在屋里回答道：“笔记本上是我给你记录的一些资料，我去收书的时候，跟那些人也聊了聊，问了一些关于常先生跟他妻子的事情。我记的不是很详细，不知道有没有用。”
于东点点头，认真地看起笔记本里面的内容。
程砚秋的书写很简单，基本都是一问一答的形式，里面有些东西于东听人说过，有些东西于东还是第一次知道。
而且，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的内容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譬如说起常先生爱人，有的人叫常夫人，有的人叫许大姐，还有的人叫李婶婶……光是不同的称呼就有七八种，让人搞不清楚常先生的爱人到底叫什么。
但是他们说的应该都是一个人，因为据这些回忆所说，常先生跟夫人在建国前就住在了那间屋子里，后来夫人去世后，常先生也没有搬走。
还有常先生以前教书的地方，有人说他自己开过私人学校，有人说他教小学，也有人说他教中学，大家的回忆都不太一样。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程砚秋采访的这些人，基本上都跟常先生不是一个年代的，他们对常先生的认识有很多也是从长辈口中得知的。
于东将笔记本放下，又看向箱子里面的书。
程砚秋应该已经费了很大的力气，最终也只能找到这两百多本书，但是据于东表叔李纪雍所说，常先生家应该有一屋子的书。
能给人“有一屋子书”的感觉，保守地说，也要有个三五千本书才行。
这么看来，这些书绝大部分都已经丢失了。
于东有些失望，但也有些庆幸。
失望的是常先生的那些书并没有全都保存下来，只留了这么一点，而庆幸的则是他们找的还算是早的，如果再过上几年，连眼前的这些书恐怕都没有了。
他没急着把书翻开，而是先找了几本印章比较清晰的研究了起来。
看了大概十四五本，他发现，这些印章基本上就两种。
一种是“常怀英”，另一种是“静居主人”，都是阴刻的小篆。
常怀英应该就是常先生的名字，而静居主人则可能是他的自号。
随后于东又一本一本地将箱子里的书全部拿出来，在客厅里面摆开，最终让他找到了第三个印。
庆幸的是，这唯一一个第三种印还算比较清晰，能够认出来，是阴刻小篆“英平”二字，这很有可能就是常先生他夫人的名字。
留有“英平”二字的是一本屠格涅夫的《前夜》，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出版的，译者是丽尼。
丽尼原名郭安仁，是三四十年代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散文家。于东对这位散文家的印象是，他的作品充满诗意，却缺少叙事。
这一点丽尼自己也知道，他在《百夜》就有写到，他认为自己在讲故事上是一个比谁都拙劣的低能者。
于东翻到这本书的后面，才知道为什么独独这本书会有“英平”二字。
英平是不是常先生妻子的名字，这一点还不能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英平”确实是常先生妻子的印章。
在《前夜》的后面，也有常先生写的一段字，讲述了这个印章为什么会出现。
夫人去世后，常先生翻看旧书，发现了这本《前夜》竟有妻子的印章。
他妻子确有一枚印章，还是常先生亲手篆刻，不过他妻子一直都没用过，却不知道为何会在这本书上留下印纹，后来他苦思冥想，才终于想起来。
1968年的时候，丽尼去世，他妻子非常伤心，大概是因此，她才会在这本书上留下自己的印。
于东将《前夜》好好地放在一旁，又随手拿起一本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他想着，既然《边城》和《前夜》都有常先生写的字，或许其他书也会有。
只不过可惜的是，他将整本书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个手写的字。
看来常先生也不是在每本书上都会留下字。
于东倒也不死心，又翻起其他书来，试图找找是否还有其他常先生的字留下。
找了好几本，没找到常先生的字，却让于东找到了另一个人的字。
相对于常先生的字，新发现的这段文字写得就不太漂亮了，歪歪扭扭。
看过内容，于东明白了来龙去脉，这册钱钟书的《围城》竟是一位爱慕常先生的女子所赠，这段文字也是表达了女子对常先生的欣赏。
只不过看落款时间，已经是1949年，那时常先生已经跟妻子结婚，也不知道常先生当时是怎么回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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