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就化验一下，尽快给我报告。”田春达说，然后低下头继续看报告。
郝东也伸过头继续看。
“窒息，”他边看边轻声说道：“从报告上看许国胜应该先被他旁边的枕头窒息死或者昏过去的，因为上面有他的口水和鼻涕。”
他抬头问张法医：“能取到上面的指纹吗？”
“能，还没有弄好，你知道，这种材质不好取指纹。”张法医伸伸脖子过来说：“看看别的证据有用没，在死者鼻子上的那叠纸是质量较好的餐巾纸，遇水不会粉烂，也不掉屑。”
“街上多吗？”他们同时问。
“多，好些的餐巾纸都可以这样。”
“该死！”
“你们还没看下面，有特别的——”张法医微微得意地背起手：“在周淑文家的垃圾桶里面有种餐巾纸的塑料外包装，恒安纸业，‘心相印’手帕纸，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你意思说就是这种纸。”
“我认为是。”
“哦？”
“因为手帕纸塑料包装袋里面留有一片纸角儿，——好像仓皇取纸时不慎撕破留下了，和死者鼻子下面一张缺角纸正好吻合。”
“这证据也太有意思了。”郝东摇摇头：“叫我看与其说是凶手的失误，倒不如说想嫁祸于人。”
“你认为是嫁祸于谁？”田春达抬起头问。
“当然是想嫁祸给戴亚丽，”郝东指了指桌上空的手帕纸套：“这个牌子的纸用品我很熟，它的外包装都很漂亮，但这个画着‘向左走，向右走’图案的系列，比其他系列还要略贵，就是因为图案动人，纸是一样的。因为喜欢包装而多花钱是很多女人的特点。也只有她最像用这类纸巾的人。”
“但别人也可能用。”田春达说。
“别人？”郝东摇着头说：“钱老太太不可能买这玩意儿，你看她家那个寒酸劲儿，尽管这种纸已经是物美价廉了，——但我敢说她家用的恐怕还是那种更便宜的卷筒纸，因为我爸妈就这样，很多老人都这样，这类花哨可打动不了他们。周淑文恐怕也差不离，当然——”说到这里，郝东迟疑了一下：“她是老师，也许会买餐巾纸随身携带，但她的气质似乎也就是用那种比打火机大不多的小方形餐巾纸，那些也更便宜些。——两个男人除了家里人给买，自己一般不会特意买这个纸，当然，——也许会用，所以我说最像，只是感觉和推测。”
“戴亚丽是不是高高瘦瘦、头发卷曲的哪个？”张法医插话进来。
“是，怎么？”他们看定他，一脸期待的同时问：“还有什么特别的？”
张法医忍不住咧了咧嘴，带着被关注的受用表情解释：“现场找到了两根头发，像棕红色的螺丝转儿似的，我认为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戴亚丽的，她那头发看看也不可能认错，现场别人都是直发，对吧？虽然我还是主张你们再拿一根回来让我检验比对一下，这样看似乎证据全指向她了。”
“你看。”郝东信心足了些，对田春达说：“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凶手——我倾向于是周淑文，为了嫁祸情敌，因此偷了戴亚丽的餐巾纸和头发，然后一丢，等着警察发现。”
“但也可能证死自己呀，既然东西是在她家的簸箕里发现的，谁又能说周淑文就不可能用这个牌子的餐巾纸？外面又没有指纹。”
“没有指纹？”郝东大惊，连忙拿起报告向下看，“该死！”看完之后他愤愤地说：“这就说不通了。”
“怎么？”张法医忙问。
“信息矛盾了。”郝东闷声说：“如果按我刚才推测的，周淑文偷出想嫁祸给情敌，为什么留在现场的手帕纸套外的指纹又被擦掉？这东西可不具备唯一指认性，说是谁的都可以。”
田春达默默从他手里拿过报告继续向下看，郝东也垂头丧气地跟着。
看完之后，房间里沉静了一会儿，郝东沉思着开口了：“卧室门上有死者、周淑文、老太太、王兴粱、戴亚丽和孔彬的指纹，人人都有份儿。团队，卧室门一直是关着的，而戴亚丽和孔彬都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进去过，这些信息很有意思。”
“是的，很有意思，但这证明不了什么。”田春达小心把报告整理好，“因为他们完全可以辩解成白天某个时刻无意中摸上的。”
“这倒是，该死！”郝东愤愤地说出了看报告以来的第三个“该死”。
“对了。”田春达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死亡时间居然和我们确定的一样，从许国胜离开餐桌到发现尸体之间都有可能？不能再精确了吗？在所有人行动都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这很重要！”
“我知道。可因为房间里开着空调，尸体冷却速度加快，不能按常规确定。”张法医回答。
“唉——”田春达轻轻叹口气：“看着简单的案子，其实倒不简单了。”
“可不是，关键是这案子根本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一旁的张法医很不屑地接腔儿：“如果特别高明，用些罕见的毒药或者奇特的凶器，没准我自己就搞定了。哪怕刀劈、斧砍的杀人也行啊，准能有很多证据可供验证，什么飞溅的血迹呀，骨屑呀等等吧，可这个案子纯粹是土法上马，安眠药满街都有卖的，枕头家家都有，纸巾更是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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