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之后，夏院长还有一件私事找杨平办。
自己的一个同学已经移民加拿大，最近老是腰痛，加拿大那边诊所的家庭医生总是开止痛药，没办法，这位同学想约专科医生看，等了三个月，终于见到专科医生，看病倒很仔细，看完后建议卧床休息，然后又是几片止痛药。
这位同学想约个类似国内的专家号，家庭医生说要写信预约，前前后后得到答复要一个月，然后排队的时间至少半年之上。
这同学一合计，干脆坐飞机回国看病，这样更加方便。
欧美医疗远远没有中国廉价方便，这个廉价不仅仅指费用，而包括很多方面。
比如，在中国，你想看某个专家，最多花几百块，挂个号，等上一段时间，能够看上。
在欧美，想用医保来看医生，很多病就得慢慢等，怎么个慢法，只要不是救命的病，先由私人医生写推荐信去专科医院，专科医院接到信，然后按照预约的人数排序，排好后再回信。
这种写信，是真正地用纸用笔写信，然后邮局送件。
这样一来一回，加上排队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跨年。
远的不说，我们香港特区的医疗体系类似欧美，在免费医疗范围内，想做个膝关节磁共振，等上两三年是正常时间。
不愿意等，可以走私人医疗的途径，那么诊费和检查费非常昂贵。
不是特别富裕而拥有高端医疗保险的病人，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所以，很多香港同胞遇上做磁共振这种事，都会往鹏城跑，便宜还节约时间。
开车一个来回的事，何必等上两三年。
夏院长按预约的时间见到这位老同学，然后领着他去见杨平，在综合外科的病房，见到这位年轻的教授。
老同学激动得热泪眶盈，不为别的，在加拿大就从来没有可以直接去病房找医生看病这回事。
写信预约，等上几个月，最后见到的医生还不是自己心仪的。
杨平看完后建议做个腰椎的磁共振，这位老同学在夏院长的带领下，做完磁共振又回到病房，报告还没出来，杨平就帮着读片。
腰5/骶1椎间盘，也就是最后一个腰椎间盘已经脱垂，游离在椎管里，压迫左侧的神经根，保守治疗意义不大，杨平建议住院做微创手术，做完几天可以下地行走。
其实没有夏院长的带领，这位老同学自己去跑，虽然没有这么方便，但是前前后后几天时间肯定可以搞定。
不会搞到前前后后几个月这么麻烦。
老同学当即答应留在三博医院做手术，就算是自费也愿意，杨平安排一个规培生帮助这位海外同胞办理住院手续。
解决好老同学的事情，夏院长拉着杨平到办公室又聊了半个小时。
嘘寒问暖，问问工作中还需要那些帮助，打篮球没磕磕碰碰吧，有什么需要单线联系等等。
对杨平的脊柱新技术，夏院长也摆弄办公桌上脊柱模型，很认真地提出几个专业上的问题，以表示自己虽然脱离临床工作多年，但是依然没有脱离临床队伍，而且是属于技术流。
这么好的人才，费尽心血留在这，刚刚搞出成绩，现在301要挖墙脚。
无论怎么，夏院长这口气不顺。
——
德国慕尼黑哈拉兴医院。
奥古斯特失踪快两个星期，现在突然发来消息，让马库斯为小公爵进行全面检查。
整个科室，只有马库斯知道，奥古斯特去了中国，这是科室的最高机密，马库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
所以对科室其他人员来说，奥古斯特属于失踪。
以往，奥古斯特出去讲学，都会在科室消息栏，贴上一张通知，出去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参加的会议，都会写的清清楚楚。
这次出去快两周，消息栏上没有任何通知。
所以大家定性为神秘失踪，他们不知道，这次失踪不是两周，而是三个月。
哥廷根大学的年轻博士---小公爵，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他几乎每个月要去哥廷根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以评估岌岌可危的心脏还能耐受多久。
每半年要来一次哈拉兴骨科医院，对脊柱进行评估，仅仅是评估而已，没人敢打脊柱的的主意。
小公爵不仅有脊柱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两种问题相互缠绕，让世界顶级名医只能叹息，即使巨额的科研基金资助下，至今没有在治疗方案上获得突破。
脊柱问题是始动因素，心脏在狭小挤压空间里扩张收缩受限，日积月累造成现在的慢性心力衰竭。
所以，除了这根螺旋脊柱是手术的障碍，这颗岌岌可危的心脏也是手术的障碍。
两页同样收到压迫的肺也是障碍，但相于心脏，稍微好一点。
鉴于以上高危因素，没人敢打他脊柱的主意！
脊柱问题不解决，心脏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就算换心脏也不行，所以这是无解的问题。
小公爵已经认命，这种高智商的学者对生死已经有明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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